他一定知道我就在办公室外，可是他没有抬头，只是将书翻到另一面。他不让我们看那些远远超出我们理解力的书，所以我近乎着迷地想要知道其中的内容。在我十岁时的一个晚上，趁着他忘了锁门，我终于溜进他的办公室，心儿在胸膛里怦怦直跳，我没法理解书上的任何句子，那尽是些法律术语。父亲是高等法院的法官，长大一些后我才知道作为爱尔兰刑法首席专家，他是多么受人尊重。他从二十年前到高等法院就职后，就开始审理谋杀和强奸案。旧日里在学校里学到的很多东西毫无争议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他的父母都是学者，他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后花园那个穿花衣服的老太太——是个科学家。可是除了在她所到之处制造紧张，以及在某些特殊天气里玩弄花园里的小虫子之外，我不觉得她还能干什么。父亲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是欧洲大学辩论协会的主席，他们的格言是“我们永不改变”。这句话从很大程度上说的就是我父亲。我是通过父亲办公室墙上的奖章了解他的。我总会觉得关于他的其他事情是个巨大的谜团，总有一天我能解开。解开了他的秘密，一切就变得能够解释。在他人生中最后的日子里——他成了一位老人，而我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女性，我有极好的老公，比以前更为修长的双腿，世界就在我脚下——我们试着共同弥补失去的时光。可如今我认识到，根本就没有谜团，他就是那样，我们不喜欢彼此是因为我们一点儿也没办法理解对方。

我在走廊上看着他的办公室，他低着头，眼镜很低地架在鼻梁上，他在读着一份报纸。满墙的书将房子填得满满的。屋子里有尘土、皮革和雪茄的味道，虽然说他十年前就戒了烟，可房子里还是有烟草的味道。突然间他让我感觉有些温暖，可能是因为他此时看上去有些苍老。至少是比从前老了些。而上了年纪的人有时候很像孩子；有时候他们的言行能让你忽略他们冷漠自私的个性，反倒觉得他们很可爱。我站在这儿有一会儿了，而且还感觉到了一丝温暖。不说一句话就这样走开似乎有些奇怪，因此我清了清嗓子，尴尬地叩了叩他敞着的房门，还故意地把包裹花束的玻璃纸弄得沙沙响。他依然没有抬头。我走进房间。

我耐心地等待着，过一会儿也就没那么耐心了，到后来我简直想要把花丢到他头上，然后一片片把花瓣捡起来，把它们弹到他脸上。看到父亲沮丧和愤怒的脸能让我感到一种与生俱来的快乐。他总是让事情变得糟糕，总让人觉得有隔阂，让人感觉不舒服。

“嗨。”我听上去又回到了七岁。

他还是没有抬头，而是读完了这页纸，翻过一页继续。这可能只用了一分钟，但我觉得已经过去了很久。他总算抬起头，摘下眼镜，看了看我光着的脚丫。

“我带了些花给你和妈妈，现在正在找花瓶呢。”这大概有点像《辣身舞》里的对白了：“我带了个大西瓜。”

沉默。“这里没有花瓶。”我仿佛能听到他说，“你这个蠢货。”虽说他从没有真正地咒骂过，但他总让我觉得自己粗鲁，这让我很恼火。

“我知道，我刚好经过，只是进来打个招呼。”

“你会留下吃午饭吗？”

我的脑子飞速运转，他到底想让我留下吃午饭还是不想呢？一定话里有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藏有密码，好像都在暗示我是个低能儿。我思考了这句话的含义以及他还可能说些什么。实在想不出来，所以我答道：“会。”

“那就午餐时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