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丢下这句话之后快步离开了编辑机房，脚步很沉重。留下制片人一个人在电脑前。制片人再次拨通了余韬的电话，耳机里还是刚才声讯小姐甜美的声音。

制片人：“总编室吗？我是法治栏目的制片人。明天的节目我们这边好了，我给您放到了公共编辑轨道，您查阅一下吧。”

余韬在哪里呢？他就在电视台对面的一个天桥上坐着，手机是他离开编辑机房时关闭的，没错，素材带里的采访镜头也是他替掉的。现在的他，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杨子北无助的样子让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法治新闻记者，忘记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他在想，自己是一个男人在盛都都是这样的不容易，更何况杨子北一个女人。他知道当一个女人肯把灵魂都丢掉的时候，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下了多大的决心，这里面一定有难以启齿的难处。他想去抚慰他这个浙江老乡，但是，他又能为她做些什么？钱，他没有，他的存款对于这件事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所以他唯一能办到的就是尽量隐瞒她的故事。他无法想象得到如果杨子北的父母在电视上看见自己的女儿和黄赌毒扯上关系，两位老人会是怎样的痛苦。尽管他会为她做面部处理，但是电视机前坐的是杨子北的父亲和母亲，再模糊地处理，自己的孩子老人还能认不出来吗？

法治栏目的节目如约在每天中午十二点播出了，杨子北的画面全部都没有出现正脸镜头，余韬每天的采访工作一如既往地忙碌而精彩。余韬以为他和杨子北的渊源也就随之结束，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在去东郊分局的时候，余韬顺路去看了看红色心情发廊，人去了，楼没空，在里面忙活的是一个陌生的面孔。本来余韬想进去问问杨子北的去向，深思熟虑之后他还是没有勇气进去问。也许是碍于记者的身份和面子，也许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纠结什么。

余韬每天的生活其实很单调，下了班他常常感到无限的孤独，夜里拍完片回到住处，饿了也只能自己泡包方便面，渴了连杯热水都没有人倒。尽管这样，他知道：他不仅仅代表的是所有漂一族的生活，更代表的是中国整个80后的奋斗缩影。他也想过放弃在盛都漂的生活，回到浙江老家，过着生活节奏不是很快，但是相对富裕安逸的日子。他想过，所有在这里漂的人们都想过，可是这个城市充满诱惑，这种诱惑有时比金钱还要直观，还要有杀伤力。也许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托盘上，就如同那一圈圈的年轮，无论你的波纹走向有多么曲折，波纹间的拉距有多么大，但是最终还是一个圆，还是逃脱不了这个界面，只是这个圆有大有小罢了。

余韬在编辑室里，看见一个视频文件，那是一个二十四小时实时拍摄的CBD车流，摄像机的位置就架在电视台顶层。余韬按下快进键，车流变成了一条线，而太阳就像一个羽毛球的落速，二十四小时的片子竟然一下子就到头了，然后一片乌黑。余韬突然感觉原来时间是无论怎么样都抓不住的，就算你能录制下来它流走的过程，可还是挽留不住它，而我们的青春，就是由许许多多这样的一天所组成。好不容易完成了所有的编辑任务，余韬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去车库开车。昏暗的地下室里，裤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余韬的心颤抖了一阵，小吓了一下，来电显示上出现了阿锐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