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关键点上，北京、湖南两地的两份民间建言书可能先后送达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分别代表着数千名民众的意见。很不幸的是，这两份建言书依然被冠以“上书”之名，而不是更能体现出公民参与意识的“致书”二字。这大概也算是一种文字的习惯吧。

但即使用了“上书”二字，写这两份万言书的执笔者在接受采访时也清晰地表示，自己执笔、发起的这份建言书是基于自己公民的意识与身份，在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表达。尤其是在我们这里，这份意识尤为可贵。

在建言书当中，并不算专业的执笔者通过对于自身权益的思考以及实例，提出了诸如公共利益应该如何界定、房产评估、财产补偿、强制拆迁有哪些是不能做的等建议，虽然未必比专家学者考虑周详，但任何对此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几个方面的建议也正是改变目前“血拆”的关键点。民间并非不会思考，而是在实际发生的事例当中，有可能直接接近真相。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建言书在目前的阶段来说，是公民参政的一种可行手段。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从理论上说是代表人民参政的人大与政协，其组成的人员架构说不上让人有多乐观，不但现任、前任的官员过多，而且还有各种领域当中的“成功人士”。从近两年几乎成了“两会”主流的各种雷人提案新闻上就可以看出，很多人并非真的在乎这个位置的职责，而更在意这个位置所能带来的光环。加之我们的代表与委员们都并非专职，很多时候不能真的深入民间，使得自己代表民众的意见，从而更好地参与到政策制定当中。

民间的这种直接建言，或许并不专业与符合目前的办事、立法流程，但从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意，如果能够让秉政者有所吸纳的话，会形成一种体制外与体制内的良性互动，在给有良知的专家学者拾遗补缺之余，形成一条民意与庙堂之间的通道。

有时候我们应该看到，这种通道的建立是完全必要的。从各地拆迁的力度，以及有官员说出“强拆出一个新中国”、“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的话语来看，官民两种意识与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渐行渐远，到了建构了两个不同话语体系的程度。按照不同的话语体系，自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与结果，这种结果目前看来，已经成为全社会的焦点关注。而这种状态如果不打破，后患无穷这个词恐怕就不是一种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