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十几年时间里，每次在听我的报告会的时候，人们都会对我的研究结论大感惊讶，纷纷竖起耳朵，满是怀疑地问道：“什么？！我一直以为积极思维是有好处的呢。”然而，这些听众并未抓住研究结果的核心。保持动力和干劲的能力只是一方面。一个人的人生历程取决于他对世界做了什么。一旦沉湎于乐观的幻想，这个人的行动能力就会大打折扣。这么做的代价是惨痛的，也是实实在在的。想象一下，如果前面研究调查中那些超重的女士能够幻想少一点，减肥多一点，她们该是多么舒心；或者，那些毕业生在找到称心的工作时会是多么激动；又或者，那些接受髋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在康复之后是多么安心呢。

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过度乐观所要付出的代价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现在，乐观心态的风险似乎是显而易见而又令人痛心的，至少在社会层面上如此。这时，我又对乐观幻想的集体效应产生了兴趣，于是就跟同事A·帖木儿·塞温瑟（A. TimurSevincer）使用创新研究理论进行了数次研究。我们使用一个计算机程序，对从2007年次贷危机开始到2009年为止的《今日美国》（译注：USA Today，1982年创刊，发行量位居全美大报前列）财经版上所有的文章进行了搜索，找到了其中带有某些特定意义的词汇。一类是表示未来、带有正效价（译注：效价是指个人对特定结果的情绪指向，即对特定结果的爱好强度。效价有正负之分。如果个人喜欢其可得的结果,则为正效价；如果个人漠视其结果，则为零值；如果不喜欢其可得的结果，则为负效价）的词汇；一类是与过去有关、消极的词汇。由此，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未来的乐观指数”。然后，我们用这个指数去进行统计分析，看看报纸财经版上的乐观心态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波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你猜怎么着？我们发现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在某一周里，报纸上的报道越是乐观，随后一周及一个月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会下跌得越厉害。

我们想看看这个研究结果是否可以复制，于是就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1933年到2009年这66年时间里的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在研究中，我们尤其探究了就职演说中的乐观期望是否与“长期的经济实绩”有所关联。结果，我们再一次发现了二者之间的清晰联系：某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对未来的期望越是乐观，其后的任期内国内的GDP就越低，失业率就越高（见图1）。

总统就职演讲中的积极思维

-6 -4 -2 0 2 4 6

对未来的乐观期待（标准分数）

图1：某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对未来的期望越是乐观，其后的任期内国内经济实绩就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