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顺清老人长得像童话中的老人，说起故事来绘声绘色，可就在讲故事之前，他刚跟我说起他的同事们所遭遇的“铁打的冤案”：“1953年，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走集体化的道路，开办了铁器社，搞得轰轰烈烈，最多时有200多人，还成立了东风农机厂，但后来由于技术落后，单位垮了，还欠了银行两万多元。94年银行催账，召集我们开会，请我们每人吃了一碗豆花饭，让我们签字画押，承认欠了银行两万多元，我们都签了。但在此之后，银行未经我们同意，转手将我们的厂房卖掉，卖了36万多元，扣除欠款，再七扣八扣，包括请我们吃那顿豆花饭的钱，还剩两万多元给我们。我们三四十个老人已死了六七个，全靠这点家当过活，现在家当被卖了，仅剩余两万多元。大家集体凑钱打官司，告银行，但官司打输了。”杨顺清老人说：“那些都是老同志卖包谷、卖鸡蛋攒下的钱啊！”说到这里，老人泣不成声。“我们把青春都献给了党，但现在上面要甩包袱……”

杨顺清老人是在说了这个冤案之后才开始讲故事的，而一进入传说故事，老人立刻眉飞色舞，仿佛忘却了世俗凡尘，投入到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去了。

临行前，空气忽然变得十分沉重，好像我这一走，老人们的冤屈就再也无处申诉。老人们又将我围住，告诉我不久前，涪陵区移民局一个姓徐的副局长下来视察，一位姓徐的老乡问他：“我说家门局长，你下来是来了解情况的，还是来吃圆口鱼（当地的一种好鱼）的？”徐副局长回答说：“该吃！”——“真是恬不知耻呀！”老人们悲愤地说。另一些群众拿着朱鎔基总理签发的“移民条例”去找镇政府的某个领导，那个领导说：“朱鎔基发的文件，你找朱鎔基去！”老百姓气得哭着回来。

我已无心再听传说。下午离开茶馆之后，又有几位村民来找我，向我倾诉一个又一个铁打的冤案，我一一倾听，终于不堪重负。可转念一想，你明天一走了之，而所有这些对你来说的“重负”，不正是珍溪移民的日常生活么？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珍溪珍溪，我能为你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