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没听他在说什么，她只是挑衅般地盯着他的嘴唇。他身上有种英国人强势攫取殖民地一切的本能反应，她憎恨这种势不可挡的强势。连一个没落老酒店附属乐队的解释权，也要紧紧抓在手里。她知道，不要看那嘴唇薄得几乎是一条线，但比厚嘴唇更有力，真的吸吮，会在脖子这样柔软的地方留下瘀斑。酒吧光线黯淡，东方式的幽暗中有种与欧洲不同的神秘与危险，乔伊每次来到东方，都感受到这种内在的沉重与凋败。乔伊想起高地门高中时代令她又恨又怕，永生难忘的薄唇。她想，也许他现在正是如此长相的，滔滔不绝的中年人。后来她的心理医生断定，这种憎恶来自爱慕。乔伊并不相信心理医生，常常她去与他们谈话，只是寻找一种编故事的特殊视角，一种专业交流。但是她却相信这一分析。不过那种爱慕与其说是亚当与夏娃式的，不如说是巴别塔式的，由语言带来的障碍引起的占有欲。

乔伊坐在长桌的另一头，她最喜欢占据的位置，很方便打量桌子两边的作家们。他们中有澳大利亚来的诗人，美国西海岸来的华裔作家，还有住在英国的南亚作家，好像她一样，口音里有比苏格兰人地道的伦敦口音。还有住在香港的印度人，和住在斯里兰卡的英国人。那个英国小说家已有七十岁了，穿着一身皱巴巴的白色亚麻便服，配了一顶扁扁的草编凉帽，是标准的殖民风格。亚洲各地举办的这种英语文学节，能遇见的作家也是大同小异的，他们大多代表着英语文学的混血特征，所谓后殖民时代的声音。

乔伊并不喜欢这种亚文化的文学节，但她自己就是这样一种作家的代表人物，她摆脱不了这种身份。自从她的作品被类型化后，她就总是被英国文化协会送去世界各地演讲，去各种大学做驻校作家。与在剑桥国王学院毕业的其他写作班同学不一样，她虽然写得好，但却作为一个后殖民文学的代表作家成功。乔伊觉得自己心中其实是失望的。

边缘雕刻着几何花纹的八角桌上放着数十杯“和平饭店”。这第一杯酒是文学节赠送给大家的欢迎之饮。今晚，参加英语文学节的各国作家们都陆续住进了和平饭店。每人房间的桌子上都放好了文学节的活动日程。第一项便是当晚十点，大家在酒吧里小聚。正在说话的强生，是文学节派来招呼作家们今晚的酒叙的。每个人的酒杯前，都有一小块泛着白色的纸片，那就是强生派发给每个人的名片。他号称是本地人，长住上海，甚至开了一家专题旅游公司，他的公司叫“我的上海”——服务于曾是侨民的家庭后代寻旧，深层旅游的游客探访旧日租界遗迹，著名建筑专题一日游，以及英语电视台与报纸的采访顾问及咨询服务。

“我在上海已住了十多年，太太做的无锡菜太地道，我常发现自己的脸长得越来越像中国南方的人。大家一定已经知道，食物的确是可以改变人的面容的。

“我们家每年圣诞节时回苏格兰老家，倒处处觉得有距离，要过两三天后才会真正感到落定。我太太则正好相反，虽然她回中国前，已经在英国生活了十年以上。现在对离散状态有真实感受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世界的融合与离散成为最大的母题。

“我家现在住在一栋1929年沙逊洋行盖的老公寓中，四间卧室的那种。1940年初的时候，我家的房子曾经是欧洲犹太难民的避难所。我已在上海出版的犹太人报纸上找到当年的犹太女孩子们在我家厨房里学烤面包的新闻照片。现在，那张照片就挂在我家厨房桌子上方的墙上。实际上，我也定期开放我家，接待来上海访问的预约游客。”强生飞快地说。

“你说中文吗？”乔伊突然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