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身，他开始同长辈嘘寒问暖，甚至讲笑话。他就这样哭哭笑笑，从北京到上海，折回北京，再返回上海。他的喜形于色、对人不设防和从头到脚的活力，早已同一生沉默稳重、谨言慎行的父亲远远拉开距离。

有位记者问他：“请问当年您父亲怎样表达对您母亲的爱？”周英华嗫嚅道：“我13岁就走了，真正跟父亲朝夕相处的时光只有走之前的两个礼拜……”众人散去后，我悄悄告诉他：“1970年深秋，周信芳先生从监牢里放出来，回到家立刻上楼，一边唤‘丽琳，丽琳，我回来了！’但他没有找到人影。儿媳敏祯赶紧搪塞过去（裘丽琳经受了‘文革’中惯见的折磨，在1968年3月27日咽了气），但她看出来，公公心里明白，她说从那一刻起，老人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周英华顿时动容，诚挚地柔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看书。”我说。他郑重地点点头。

“我一生一世都在寻他，寻我的父亲，寻我的中国。父亲就是我的中国。”周英华说完，哽住了。

此次回国，有关当年周家的细碎往事他都迅速吸收，比如饭桌上姐姐们告诉他：“你就生在淞沪战役前夜，我们胜利了，所以你叫英华。”她们讲的是上海话，是久违的老上海腔，有迷人的舌尖音，比如“全部”的“全”。

那个上午，江南的冬雨打湿了西郊龙华墓地里一尊尊花岗岩塑像，像是让他们润起来，醒过来。周信芳先生紧挨着搂着三毛的张乐平先生，他被子孙们敬献的花圈和许多把雨伞包围，纯白色的百合花瓣和伞尖都在滴水。

老幺周采茨亲吻了手中的一枝黄色雏菊，又用花苞轻触父亲心脏的位置，随后将花枝摆放在墓前。老二周采蕰行中式礼，三鞠躬。周采芹持菊对着父亲粲然一笑，那是一种会令男人、女人都怦然心动的笑，纯真妩媚又凄凉。

周英华深深躬下腰，良久不起。在他的正前方，一块黑色石碑上刻着细细的字：艺术大师周信芳（1895—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