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托着下巴的，模特是我的同学陈安健。这个缠着纱布的，模特是雷虹，也参考了另外几个人。后边这个叼烟的，是请张晓刚做的模特，他正拿一副牌算卦，带有一种寓意。这个女孩原型叫高燕平，现在可是个大人物，是中国驻以色列大使。她当时是第三军医大学的军人，已经考上四川外国语学院。我们两家关系很好，她常来玩儿，我就请她做了我的模特。这四个青年各怀心事，对前途都一样迷茫——这也是我自己长期积压的情绪，所以画这幅画更像是一种宣泄。当时有评论说这四个人隐喻‘四人帮’，我没有这个用意，这么画仅仅是出于构图上的考虑。

“弹壳、鲜血、袖章里有故事……你看他们臂上的红袖章，上面的字我把它模糊掉了。我自己还有这么一个袖章，上面印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但画上不可能出现这些字。为什么呢？批判‘文攻武卫’，指向‘四人帮’，这在当时是允许的，但实际上我画的是‘红卫兵战斗兵团’，是伟大领袖发动的‘文革’故事。20世纪70年代，民间反思的矛头已经指向‘文革’，这是很凶险的，所以只能含糊其辞。那时红卫兵袖章最时髦的戴法是同时别一个毛主席像章在上面，当然这个像章也不能画出来。画风上，我当时很喜欢苏联画家科尔热夫的笔触，粗犷，肌理厚重，接近浅浮雕。我把这幅画拿到上海给陈逸飞看的时候，他很惊讶：‘武斗真有这么厉害？’我说：‘真的，因为重庆有兵工厂。’他说：‘那你这个画出来会引起轰动的。’”

《为什么》入选1979年的“第五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跟高小华画的另一幅作品《我爱油田》同获银奖；同获银奖的还有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和王亥的《春》。这就是“伤痕美术”的第一批作品。而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代表的一批“伤痕文学”几乎与此同时出现。

高小华保存着1980年末中国美术馆收藏这两件作品的入藏凭证：《为什么》酬金200元，材料费30元；《我爱油田》酬金250元，材料费30元。

一年后，“文革”后第一个国际艺术代表团出现在四川美术学院。有代表看中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愿意出价10万美元购买。按照当时的分成惯例，校方拿6万美元，程丛林可拿4万美元，可中国美术馆已经来函表示要收藏，程丛林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后者，得酬金400元人民币。他说：“能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比多少钱都重要。”

《1968年×月×日雪》画的是真刀真枪武斗后的场面（画上有一人提着重型机枪），调子冷灰，戏剧性很强。程丛林说，背景是成都市第十三中学。那时他家住青龙巷，隔壁就是成都市第十三中学，他常去写生。

陈丹青记得，1979年秋天第一次收到程丛林的来信，信中附了《1968年×月×日雪》放大的黑白照片。他细细看过，看时想到了苏里科夫的历史画。

1980年夏，就在周鸣祥他们四个人在他招待所的床铺上看过《西藏组画》手稿的第二天，他被程丛林领到四川美术学院的一间教室，在有些神秘的气氛里看到了一张巨大的画——《1978年·夏夜》。这是程丛林为参加1980年的“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所作，但它未能得到承认。

“我在许多场合说过，《1978年·夏夜》是程丛林最好的一张大画。当年听说这幅画被否定，我就站在美院的过道里破口大骂。”陈丹青回忆说。

《1978年·夏夜》画的是破陋、密不透风的教室里的人，他们是为参加高考听夜课的青年人，这幅画完全可以延续“伤痕”的命名。但在它参评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上，获金奖的是罗中立的《父亲》，四川美术学院78级国画班王川的《再见吧！小路》（一个逆光里的返城女知青，正向乡村告别）获优秀作品奖。为什么时隔半年，“伤痕”就不吃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