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照

那是台湾报业大爆炸的时代，那是“两大报”激烈竞争的时代，那是副刊独大的时代，那也是文学奖大放异彩的时代。我成长的时代，我开始养成读报习惯、进而开始写作的时代。

那样的时代，有其特殊的背景。戒严状态下，媒体是国民党管制的重点。完全没有私营的电视台，三家电视台分别属于：台湾省政府、中国国民党和“国防部”。也几乎没有私营的广播电台，而是每个不同的政府单位，各自成立电台，占满了空中频道。

按照国民党的管制逻辑，照理说也不应该有私营的报纸。然而早在国民党建构好全面报纸管制之前，已经存在了好几家报纸，其中有几家报老板还和党政高层维持良好关系，没道理、没办法一下子说关就关。

不能关，那就管吧！一定要严管的，是政治消息，所以即使是私营的报纸，刊登的“大新闻”，和公家报纸不会也不能有什么差别。私营报纸有市场生意上的压力，如果只登和公家报纸都一样的消息，谁要付钱买报纸呢？

于是由《中国时报》的前身《征信新闻报》开启其端，后来《联合报》积极跟进，找了一个突破点——社会新闻，尤其是具有耸动性的社会新闻。公务员身份、公务员心态的公家报纸记者，不可能那么积极采访社会新闻，更不会努力去找出渲染性的新闻写法，靠提供公家报纸上看不到的社会新闻，私营报纸就能掌握市场了。

然而这样的策略，到了 1970年代初期，蒋经国全面接班，愈来愈行不通了。蒋经国施政的重点之一，是“端正善良社会风气”。台湾经济正在起飞，社会开始尝到过去不曾有的富裕滋味，难免就有了一些普遍贫穷时代不会有的现象，受过苏联影响，终身没有真正离开左派政治信念的蒋经国，可就看不惯了。

“端正善良社会风气”也就包括了给常常全版刊登谋杀案情的报纸，不客气地警告。尽管这时候，《中国时报》的余纪忠、《联合报》的王惕吾都和蒋经国有私交，他们都还是承担不住反抗政策走向的压力。

所以报纸的经营重点非转向不可。能朝哪里转？又是《中国时报》先走了新路，《联合报》立即跟进：将焦点放在本来的“报屁股”——副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