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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的新生军训正式开始了，每次训练前都要求整理着装,检查裤子和衣服是否穿正，鞋带是否系紧，系腰上的武装带是否扎紧。第一课是练习站军姿，梓威觉得那是所有训练中最苦的一项。抬头挺胸，两眼平视前方，两臂自然垂直，五指并拢略拱紧，贴两腿放在军裤的中缝，两脚尖向外略分开，脚后跟并拢，两腿夹紧绷直，收紧小腹收臀。这样一站从开始的半小时，到最后的两小时。

班长怕他们偷懒，在两腿中间膝盖处放了一张纸，有时放硬币，只要他们稍一放松，这些东西就会掉下，后果就是给他们加时间。连两只手和大腿处也不放过，也让夹上了纸，怕他们两眼做不到平视，在头顶上放上一张纸，有的放一杯水，头稍一动，那杯水就倒身上了，那可是寒冷的冬天，水全灌脖子里去了，冻得直打哆嗦。甚至在衣领后面别上了别针，防止他们弯脖子，班长时不时地在他们身后搞偷袭。

好像在两个月之后，梓威渐渐适应了那样高强度的训练和一成不变的生活节奏。每天早上7点一吃完早饭就开始训练，训练要扎武装皮带，一个动作重复上百遍,光一个立正的动作,梓威就能练坏一双胶鞋，因为立正时右脚后跟要靠上左脚的后跟，呈八字立正站好，还要靠出声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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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觉得，读书太累，工作太苦，工资太少，我们总是在强调“要对自己好一点”。所以在该苦的时候，都理所应当地给自己放假。

可是想想梓威，何尝不是一种成长？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接受时间的煎熬，不想面对生活的压力，总是在逃避那些不想接受的事实，可是命运又真的会对谁特别仁慈呢？

1978年，当李安准备报考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戏剧电影系时，他的父亲十分反对，他给李安列了一个资料：在美国百老汇，每年只有200个角色，但却有5万人要一起争夺这少得可怜的角色。当时李安一意孤行，决意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父亲和他的关系从此恶化，近20年间和他说的话不超过100句！

但等李安几年后从电影学院毕业，他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所在。在美国电影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要想混出名堂来，谈何容易。从1983年起，他经过了6年的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大多数时候都是帮剧组看看器材，做点剪辑助理、剧务之类的杂事。最痛苦的经历是，曾经拿着一个剧本，两个星期跑了30多家公司，一次次面对别人的白眼和拒绝。

那时候，李安已经将近30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李安却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法自立，怎么办？继续等待，还是就此放弃心中的电影梦？

后来，他的剧本得到基金会的赞助，他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

后来，李安终于拿到了小金人。他觉得是自己的忍耐、妻子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同时也让他更加坚定，一定要在电影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因为，他心里永远有一个关于电影的梦。

前行的路上，谁也不会那么顺利，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的曲折，才有了成功后的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