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林的司机李景军说：“赵局长自己掏钱请大家吃饭那是经常的事。在他去世后，清理遗物时，他老伴发现许多餐费发票，感到很奇怪。我说，那都是赵局长自己请大家吃饭给的。不管谁，只要干得好，他就自己掏钱请你吃饭。他请过正阳煤矿和城子河矿的采煤队长，还请过许多矿长。有一次，他请二十多位矿长和书记吃饭。他说：‘想吃什么，自己点。’矿长、书记们以为局长请客，那肯定是矿务局出钱了。于是，他们净挑好的高档的点。吃完饭一结账，两千多元钱。赵局长顺兜掏出一沓钱，对刘丁力（局办主任，在6·20矿难中跟赵文林一起殉职）说，去把账结了。‘局长，怎么是你个人掏钱请我们？’矿长、书记一个个都傻了。他们抢着要结账，赵局长说，不行，我是以我个人名义请大家吃饭的，谁结账都不行！从饭店里出来，那些矿长和书记还都直拍大腿，后悔不迭地说，要知道赵局长自己掏钱，咱们点那么些贵的高档菜干吗呀？在赵局长刚来时，许多领导都不了解他是个怎样的人。一次，副局长和处长陪他去平岗矿工区。从井下上来时已经是中午了，他们没和赵局长商量就在鸡西市的一家高档酒店——王府饭店订了桌饭。回鸡西时，赵局长见车突然拐进了王府饭店，忙问：‘上这来干什么？’一位领导说：‘在这里安排了。’赵局长说：‘什么在这安排了？矿工天天下井开支、吃饭都很困难，我们下一趟井，上来就要吃王府饭店哪？不行，退了！’赵局长去世后，许多人都在怀念他，说他是鸡西矿工的救星，鸡西50年才出了这么一位局长……”这位45岁的东北汉子边说边流泪。他讲了三个多小时，眼角一直没干过。

我对刘杰茹说，想看看赵文林遗留下的票据。她从卧室里拎出半方便袋票据，倒在了茶几上。我仔细数了一下，鸡西的餐费发票总计是13810元，另外还有两千多元的汽油发票和航空保险收据等。

刘维久是个为人正直、重情重义的人。赵文林遇难后，他一口气写了好几篇上万字的介绍赵文林事迹的稿件。前两天，有两家报纸发表文章说，赵文林忽视了井下的安全。他不禁拍案而起，愤愤不平地写了一篇杂文——《站着说话不腰疼》。

刘维久说：“在鸡西，你如果对老百姓说赵文林不好，那会有人骂你，甚至揍你……鸡西的老百姓对赵文林的那份感情是真诚的。”

从我的记忆深处浮起一句话：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去。赵文林就是那种死去还活着的人，他活在百姓的心里，活在天上。

我去过几次鸡西矿业（集团）公司的办公大楼。那是一幢八层的大楼，如果在大都市这座楼可能显不出山水，在鸡西它却是“一览众山小”的巨人。可是，此时这个巨人却灰头土脸、十分落魄，站在那些装饰一新、华丽时尚的建筑群中，就像一位衣衫褴褛的前世贵族走进北京的王府饭店，窘迫得无处藏身。

门卫是一位年近五十、被称之为“大刘”的女同志。当听说我是记者，是为赵文林来的，她快人快语地说，赵局长是个好人、好干部，是毛主席那个时代的干部。赵局长遇难后，有关他的文章她一篇也没有读完，读着读着眼泪就止不住，再也读不下去了。她还说，没有一篇文章真正写出了赵文林。这些文章写的都远不如赵文林做得那么感人。说着说着她愤然地说：“事故之后，来了许多记者，他们都想给赵局长定个什么罪。如果要给赵局长定罪的话，我们决不答应！赵局长没来时，我们好长时间不开支，他来了之后，我们才开支。”接着，她问：“你每月能开好几千吧？”她说，她32年工龄，每月才开260元钱。过去，就这点儿钱还不能月月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