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不愿打断她。不仅不打断，而且每逢听到这里，便条件反射似的集中起全部注意力，一动不动地看着她，我知道她愿意我做出这样的神情，她希望我看着她的眼睛，听她讲。

“那是一个大大的‘8’字。这‘8’字在蓝幽幽的冰面上银光闪闪的……哦，我这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按照这条银光闪闪的轨迹在滑行，不曾越雷池一步。而且我发现，这‘8’字已经深深地嵌入冰层——这证明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上面滑过了。

“我想摆脱这个硕大无朋的‘8’字，于是有意识地按别的路线滑行。可是，我的双脚却被一种无形的引力牢牢钉死在这个‘8’字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如愿。我惊奇极了。我感到这是一块被施了魔法的冰面——”

突然，她顿住了。在这刹那间，一切似乎都突然静止了。连风也不再吹。她伸出一个手指头按在嘴巴上，眼睛里充满了恐怖的光。

“怎么了？”我问。我不知道这个疯姑娘又在玩什么花样。然而不能不承认，她的确富于感染力。

“看，看哪！你看那冰上——”

她声音里的恐惧感是那么强，以致我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感到后背发麻，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见那平展展的蓝色冰面上，写着一个硕大无朋的“8”字。

我感到自己是被裹胁到一桩荒唐的事情中去了。常常听人说，逻辑和常规不适用于女人，这次我可是深有体会了。我的女朋友谢霓平时可谓是个明智决断、不让须眉的姑娘，可这回却干出了一件荒谬绝伦的事。更加荒谬的是，她还硬要我充当这一荒唐事件的牺牲品。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断然拒绝。然而，女人的韧性和“磨性”又是一桩法宝。我终于屈从了。

我和谢霓是同班同学。五月份我们开始毕业实习。我们这些“文革”后的第一届心理系毕业生备受优待，被安排在北京最大、也是全国闻名的一所精神病院里实习。说实话，我对病理心理并不很感兴趣。如果将来有机会读研究生，我倒是宁愿选择教育心理或实验心理。

可是谢霓不。她考入北大心理系之前似乎就对精神病学很感兴趣。入学后，常常看到她捧着弗洛伊德、肯农等人的著作。有人说，研究病理心理、变态人格的人容易把自己也“折”进去。可她坚信自己神经的强度和韧性。

这回到J医院实习，她定了一套雄心勃勃的计划，我看着都眼晕。她挺怪。平时处理事情颇具大将风度，连班里很多男士都对她的冷静务实深表钦佩，认为她是女性中少有的务实派。可她骨子里却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一点，恐怕只有本人知道。你看，就说她这个计划吧，从微观角度看来，倒还像那么回事，似乎可行；可是从整个宏观角度和计划后面藏着的“潜计划”看来，她不仅是个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个带有点狂气和危险性的理想主义者了。

实习的头一天我们来得很早。病人们还没有结束早餐。谢霓悄悄扯扯我的袖子。我这才发现，病人们捧着的白色粗瓷碗里，只有灰乎乎的粥和几根棒槌似的老咸菜。那粥，一看就是头天的剩饭煮的。

不知是不是缺乏阳光的缘故，病房里显得很暗淡。墙早已不那么白了，上面布满了斑斑点点。病人们倒是挺安静，对我们的到来漠然置之，甚至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

“东面第二张病床是躁狂抑郁症，王守志，部队来的；第六张病床是强迫性精神分裂症，乔德轩，教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跟他们聊聊。”郑大夫向我们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