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京跟朋友们玩了几天之后，又去京都玩了一圈，再回到东京跟红姐吃饭，第二天就要回北京了。

饭桌上，红姐问我：“袁语，你真的在写书吗？”

“嗯。怎么了？”

“晚上一起去酒吧坐坐吧，我给你讲故事。”

晚上到酒吧，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小舞台，贝斯还摆在舞台上。

红姐带我到一个半开放的小包间坐下，然后从包里拿出几张照片，照片的老旧程度就跟这家酒吧一样，可依然掩不住照片上男人帅气的模样。

红姐说：“你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告诉过你，我在等一个人。‘红’到今天都是在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跟人讲过这些，连我女儿都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书写好之后给我寄一本？”红姐的表情非常认真。

我说好的，这个肯定没问题。

红姐说：“这照片上是个中国男人，我一直在等他。”

因为红姐的这个故事，我把机票改签了，多待了好几天。

红姐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她小时候家境不错，可是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得了一场病去世了，父亲也一蹶不振，生意颓败，天天酗酒，红姐从爽朗的性格变得沉默。就在那时候，红姐爱上了班里的一个男生，男生叫藤原千夜，父母离异，家庭情况也不是很好。藤原千夜的梦想是做个演员，但他的父亲是个非常不负责任的男人，找了个新的女人，不愿意管他。藤原千夜的母亲没有工作，基本没有能力给他帮助。

藤原千夜在大学学了几年表演，毕业后找了一个会社去做学员，虽然他外形条件很好，而且非常努力，但却一直没有机会。那个时候红姐经常安慰和鼓励藤原千夜，告诉他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机会。

藤原千夜做学员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收入，生活很拮据。红姐每次跟他见面，都会给他一些钱，很多时候临走前还要偷偷在他兜里塞点零钱。她每次都跟藤原千夜说自己现在有很好的工作，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放心地去实现理想，就一定可以成功。

事实上红姐赚的这些钱，都是她在酒吧做女侍应赚的。那时候她每天都非常辛苦，但一想到藤原，就觉得什么都是值得的。

那两年，是红姐正好的青春年华，但她连买一支口红，都要思考很久，其他的更是舍不得买。但是对藤原千夜，她有求必应。她当时上班的酒吧，就是现在的“红”，只是那时这家酒吧的名字还不叫红。

照片上的男人，并不是藤原千夜，他叫直树，那时候在这家酒吧做贝斯手。直树是中国人，在东京上大学，他家在大阪的贫民区，家境非常贫寒，直树在这里做贝斯手就是为了养家。

直树非常喜欢红姐，他是酒吧里最照顾红姐的人，每天演出完都要等到红姐下班，给红姐买来热气腾腾的宵夜，还要送她回家然后自己才回去。偶尔藤原千夜来接红姐的时候，直树就默默地自己回家。红姐感受得到直树对她的爱，但她一直把直树当成弟弟来对待。

终于有一天，藤原千夜的机会来了。红姐在酒吧认识了一家很有名的娱乐公司的社长，那个社长经常来酒吧喝酒，因为他很喜欢红姐。红姐咬着牙陪了社长一夜，条件当然是让社长帮帮藤原千夜。后来那社长把藤原千夜推荐到一个不错的剧组，藤原千夜很快就红了。

可是再后来，藤原千夜开始慢慢疏远红姐。红姐开始并不在意，她知道藤原千夜很忙，又是偶像新星，聚少离多是自然的。在红姐心里，只要藤原千夜能实现理想，她愿意付出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