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业推出的新教科书让中华书局一炮走红。1913年4月，中华书局改为股份制有限公司，公司股本由创立时的2.5万元猛增至100万元。到了1916年6月，中华书局资本已增到160万元，在全国设立的分局也多达40多处，员工也由最初的不到10人发展到2 000多人，一跃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

初战告捷让陆费逵踌躇满志，开始着手一些大动作。为了扩充印刷力量，中华书局添置了大橡皮机和铅版机套印彩色出版物，虽然奠定了书局在彩印方面的地位，但是因为几乎投入了中华书局的全部资金，以至于日常开支要靠银行贷款和吸引社会存款来运转。这一期间，陆费逵还建了总厂，盖了大楼，所以在固定资产方面投入相当大。加上同业竞争尤其是和商务印书馆的竞争激烈，同时一位副局长又挪用巨额资金做投资失败，中华书局一时间在资金周转上陷入困境。

1917年5月，中华书局要破产的传言四起，社会上的存户纷纷来提款，形成提款风潮，中华书局顿时进退维谷。陆费逵后来说“在最盛之时代，演出绝大之恐慌”。因为这一年是民国六年，所以在中华书局的历史上称为“民六危机”。

无奈之下，陆费逵想到和商务印书馆谈联合。

早在1914年10月，因为在书籍定价、广告、放账等各方面大肆竞争，所以两家都损失不小，陆费逵考虑与商务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不过后来这个提议不了了之。而“民六危机”出现，中华书局岌岌可危，陆费逵再一次提出和商务印书馆联合或合并。

商务印书馆作出了回应。1917年5月中旬，双方确定了谈判代表：中华书局是陆费逵、王仰先，商务印书馆为张元济、高凤谦。谈判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审阅了中华书局的财务状况，包括资产负债和存货明细，还看了几年来的盈亏数目、相关契据等，双方谈得八九不离十。可是，商务印书馆开特别董事会讨论合并的事情，却是反对的声音居多，最终没能通过。张元济是力主联合的，奈何曲高和寡。多数人认为陆费逵精明能干，过于强势，对他心怀戒心；此外，还担心合并后经济上承担风险，所以张元济最后也只得作罢。不合并还有另一原因，据《张元济日记》记录，原来与商务有过合作的日本金港堂主人原亮三郎正好在上海，他建议商务不要并吞中华，有个竞争对手，可以使自己处在努力自强的约束之中。

经过这次谈判，陆费逵希望两大出版企业合并的想法彻底破灭。

危机之下，可以想见陆费逵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这时好友范静生主持教育部工作，邀请他到教育部帮忙；外舅高子益要他到外交部门做事；还有报业人士也力邀他去任主笔。陆费逵本人是不缺去处的，以他的能力，就此脱身，另起炉灶成就一番大业完全有可能，只是他若一走，中华书局定然要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