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时并驾齐驱的出版业两驾马车，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管理方式有所不同。商务印书馆走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路子，分工明确；中华书局有点家长制作风，家长自然是陆费逵。不过作为总经理的陆费逵，态度和蔼可亲，和书局里的人相处十分融洽。他给人写信一般都称呼某先生或某兄某弟，别人也不称他总经理而是称伯鸿先生。在公司里，他甚至没有秘书，很多文案自己亲自动手写。管理那么大一个公司，还能这样勤奋，这在今天已经非常少见。

如果由此以为陆费逵只抓小节不抓大局，那就错了。他是公认的有决断力的领导，处事果断坚决，很有主见，也很有想法。这从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中就可见一斑。

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催生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生来就是和商务印书馆竞争的。尤其是合并不成，竞争更要继续。

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之一种，既要讲文化，也要讲经营。既然是文化产业的领导人，当然最好既有文化，又有赚钱的本事。这样的人才可不多见。陆费逵既怀有读书人志在国家的抱负，又兼具生意人的精明能干，在关键时刻总能将文化元素与商机结合起来，堪称真正的出版家。

商务印书馆每推出一种杂志或者工具书，中华书局就立刻跟进，如商务印书馆有《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中华就创办《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这让商务印书馆非常恼火，却也没办法。这种带着拷贝性质的“搭便车”，在质量上倒是有保证，抓质量是陆费逵一贯坚持的。

商务印书馆在推出《新字典》后，中华书局作出回应，力推《中华大字典》。《中华大字典》是辛亥革命后最早的一部重要辞书，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收字最多的字典。自1915年出版至今，多次重印。《中华大字典》总结吸收了《康熙字典》以来200年文字学研究成果，增收了近代方言和翻译中的新字，共收字46 867个，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字典中收字最多的一种。

在陆费逵的出版人生中，最值得书写的恐怕是《辞海》的编纂。编《辞海》的想法在“民六危机”之前就有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辞源》问世，陆费逵便希望做一部集单字、词汇、百科知识于一体的工具书，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叫做《辞海》。这部书的工作量太大，加上原来计划好的几个主编因为各种原因离任，导致工作断断续续。直到1928年，陆费逵把知名学者舒新城请来主持编纂工作，才算是大功告成。

陆费逵和舒新城的结交，可谓高山流水觅知音。刘备寻访诸葛亮是三顾茅庐，而陆费逵为了把舒新城招致麾下，那可远不止三次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