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行进着，郭连江和战友身后的群众越聚越多，人墙在不断加厚、加宽，放眼望去，一眼望不到边，如同一条静止的人河。天气依旧十分寒冷，人们虽然穿着厚重的衣帽，但长时间站在寒天里，自然是寒冻难耐，但听不到一人跺脚或搓手声。随着长安街的禁行令下达，整个长安街空无一车，在郭连江目及的视野内，除偶尔有一辆警卫或警察的督导车驶过外，仅有一名戴着黑袖章的交警站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路与长安街交汇处的长安街中心指挥台上。此时的天安门前，宽阔的长安街上，恭候着一代伟人的最后一次经过。

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几十里长街上伫立着近二百万群众，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在手里的小孩，人们都臂戴黑纱、胸佩白花，闻讯赶来为总理送行。大家肃立在寒风中，站在街道两旁默默等待灵车通过。随着灵车的缓缓而至，男女老少都不约而同地脱帽志哀。悲痛万分的群众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开始抽泣，哭声由小渐大，由近及远，街道很快变成哭的海洋。大家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虽然看不见总理的遗容，但多看几眼他的灵车，对无边的哀思也是一种最大的寄托和安慰。郭连江回忆说，人们在热爱总理的信念支撑下，直到最后，完整的队形始终没有变、没有乱。

晚上10时30分，火化结束时由两位工人仔细地把骨灰收集起来，装入骨灰盒。当周恩来的骨灰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时，邓颖超在军乐团所奏的哀乐声中将骨灰盒抱在怀里，缓慢地一步步登上大殿的台阶，安放在早已布置好的吊唁大厅里，三鞠躬……接下来三天，是群众吊唁活动。“在骨灰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之前，我们便由连队干部带队，到达文化宫门前至文化宫内通往大殿的通道上执勤，主要任务是在外围保护周总理骨灰的安全，维持吊唁人员进出秩序，防止没有吊唁证情绪难以自抑的群众硬闯文化宫大门进入大殿。”郭连江的哨位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南大门门口，他面东而站，这是参加吊唁的人员唯一的入口。

12日早晨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的群众络绎不绝。大家在沉痛的哀乐声中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伐步入文化宫。哀乐声伴着哭泣声，许多人止不住自己的眼泪，还有不少人哭得只能由旁边的人搀扶着走，还有些人用已经湿了的手帕掩着脸。郭连江回忆说：“这天上午，吊唁秩序井然。下午，有些不能吊唁的群众悲痛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观礼台东侧，我们担心人越聚越多会影响吊唁活动，便以理解的心情将他们劝说到天安门广场。这天晚上，不少人聚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远望着已经关闭大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放声大哭，哭声在寒风中飘荡，我站在文化宫门口的哨位上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泪眼蒙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