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在大学里上课的第二年。

开学第一天，要走进陌生的教室，头顶排列着冷光的日光灯管，风扇狂转，被满堂的陌生人望着，这时候还必须马上对他们张嘴说话，还得滔滔不绝，那感觉真不好。不知道别人，我在每个新学期的前几天，都要先克服这种抗拒感。现在我明白了，人最怕和最该稀罕的都是时间，是时间像春天化雪，让我和他们结识。

前一年很多有趣的片段没留记录，后来才觉得可惜，虽然都是小事情。2005年进入12月的一次课，来自江苏的钟科给大家讲他高中时候一个“诗意”的片段：很沉闷的数学课，数学老师是个老头，人人听得都要瞌睡了，忽然有谁轻声说，下雪了，全教室的人包括那数学老师全都“活”过来了，都拥到窗前看满天飘雪，教室里静得一点声响都没有。钟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的教室也忽然变得异常肃静，好像我们中间已经开始下雪。

也是在2005年，王宇琼在学期结束后，申请保留一年学籍，她要重新复习报考电影学院，我和她有两次交谈，当时谈了什么完全不记得了，从此再没了她的消息。2005年，学生们做了十一次作业，批改之后，暂时留在我手里，期末时每人一沓订好，都发还给他们。他们写了什么，我写了什么，都无处可寻。

平日身边很多细小的东西被毫不在意地忽略了，所以，2006年的秋天一开学，开始留心那些有意思的事儿，简要地记下来。

现在，2006年入学的学生都已经离开这所海岛大学。使用秃笔写字的男生，是云南人，再没有联系。余青娥在三亚打工，偶尔有短信。我没写到卫然，学期结束，她曾经嚷着问我怎么没写她。她父亲和我都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他低我两届。所以卫然跟我很随便，她拎起我的手机说：老师的手机太老土了。后来，我总对学生说这事，说老土才是时尚。卫然已经读到研二了，研究生面试刚出考场她就发来短信说，面试老师让她谈谈什么是诗意，恰好用上了在我们这儿读过的一句诗“我的爱像针尖上的蜂蜜”，她猛发挥了一通，估计她对自己的回答很满意。这是我教书七年来，直接被派上“用场”的唯一事例。

雷成虎，一年后在食堂见过他，他说他将来要考研，不知道现在在哪儿。

邓伯超该是这个班现在最有知名度的，他拍的纪录片《余光之下》刚刚在2011年9月18号获得第二届北京新青年影像年度展的“人道主义奖”。一个农民的后代靠自己用脑袋撞墙，或者能撞出他的未来。2011年夏天，我介绍邓伯超参加深圳圆筒艺术空间的影展，“圆筒”的头儿冯宇说：这个学生真够执拗的。我欣赏执拗的人，逢迎奉承的，直觉上拒而远之。

2005年和2006年，不是每个大学生都有手机，家境好的才能一入学就买一部。很快，大学生没手机已经不可思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