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感觉2007年的课上得不够好，最初原因是听说学生人数一下子增加近一倍，心想我不可能认得全这么多人，这种内心的自我暗示不好，开学后，没及时调整应变，课就顺着时间上下去。虽然已经感到有问题，一时没找到扭转的办法。好像冥冥中要给我补救的机会，到2010年又能给这个班上课，间隔三年后还能再认识他们。中国有个词叫“秉性”，在这个班的学生身上，我看到了秉性这东西，残留着三年前印象的学生，机巧的依旧机巧，炫耀的依旧炫耀，憨厚的依旧憨厚。

2007年的课上得不满意，还很吃力，坚持“不插电”就得呼喊着上课。加倍的作业量也压人，想保证认真看每一份作业，只有减少作业次数，后面的几年一直都在减作业。听说，有的大学教授带不同年级的研究生，让学生之间互相批改作业，希望这么做是为了使学生间有更好的交流而不是教授图省事。

一直避免行文中太多渲染，但现在还能记得读出《南方周末》上那篇《考上大学的女儿，咋就变成了吸血鬼》的时候，教室里的反应真热烈，每读出一组数字，都招来一片唏嘘，七嘴八舌的，好像那会儿他们人人都成了那个“吸血鬼女孩”的父母。

2007年的课上了快一半的时候，感觉要调整，一直在找办法，一直收效不大。直到2009年终于明白，把课上要讲的内容设计好自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一个老师对他的学生要付出人和人之间的最平常朴素又真诚的情感，人文学科的课业，讲授者不投入情感，课是不可能上好的。

从2007年这一年开始，开始在课上加新闻，没再中断过。起因很偶然，是那次签字事件。

没有细写那个不来上课，又专门等在教室门口，下课铃一响就出现，想通过跟老师聊几句好话就获得学分的女生。好几次看见她顶着出去的人流想进教室，一看见我，马上露出笑脸，她得多累。而我心里多矛盾，不止一次闪过这念头：真聪明，真会取巧，中国社会真是个情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