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冰接着让汪大明把另一个布袋递过来，她抓出一把稻谷说是采自书记当年亲自主持的“四化红旗田”。汪大明递布袋过去的当儿，龙书记才第一次正眼看他：“呵呵，小伙子不错，姓汪吧？”

汪大明有些受宠若惊，忙点头说：“小姓汪，汪大明，请老首长多多指教。”

龙书记又闲问他几句，便继续兴致勃勃地同姚冰大谈当年如何指导小朗村大树“四化红旗田”的光辉岁月，还谈到同她爸打野兔、捉麻雀的趣事，听得姚冰哈哈哈地笑个不停，连说：“好玩好玩，没想到龙伯伯当年也挺会玩的啊”。

看看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姚冰便劝龙伯伯休息，说是改天陪老爸一起来看龙伯伯。龙书记站起来送客，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冰冰啊，劝你爸多出去走动走动，别在家里给闷坏了。”又侧过身来，拍拍一旁的汪大明，说：“小伙子好好干，这么年轻，大有前途嘛！”汪大明于是再一次受宠若惊，连连请首长留步。

出得门来，晚风一吹，汪大明不禁打了个寒战。这才意识到还不太冷的天气龙书记家中已经开了很高的空调，出门一时反而不适应了。坐在回家的的士上，姚冰兴奋不已，一路上都在给父亲打电话汇报和老首长见面的细枝末节。而汪大明想到当时自己受宠若惊的样子，不由得在心里生出一点点羞惭。

一周后，岳父决定去北京“散散心”，让汪大明和姚冰陪同。汪大明帮着将大箱小箱的名家书画、巨幅湘绣和菊花石等往车上搬，他不解地问姚冰：“老爷子这是去参加艺术展？”姚冰一脸神秘地说：“到时你就知道了。”

汪大明这才蓦然明白自己的愚蠢，但凡官场中人，未穷途末路到盖棺论定者，其所从事的活动，无论高雅如写诗作画、填词赋曲、收藏雅鉴，还是平常到迎来送往、喝酒行拳、打嗝放屁，始终都脱离不开权欲的潜在牵引。前些年省会来了个照相师傅出身的市长，结果全市几乎所有的市直机关都大办摄影展，所有市报、市刊都增开“摄影之页”、“新视觉”专栏，开篇无一不是市长大人的新旧作品。不少局长、县长、区长有事没事找上门来讨教摄影艺术、成像技巧，更有一些流浪诗人、落魄艺术家和小报记者时不时来请他题个字、写个序或者毛遂自荐要帮市长大人整理“作品集”、“自选集”。还有一些大学教授、一级作家和学术期刊编辑潜心研究该市长先生作品之思想特质、时代包容性、艺术内涵之类的学术课题。

汪大明还曾听在报社做记者的朋友耿达不无调侃地说过一则趣闻：某市委书记偶然心血来潮，检查6岁小孙子的作业，随即对小孙子做了“三个坚持、四个把握、五个突出”的即兴指示。事后，该书记对自己精辟的理论概括无不自得。第二天出席“某某工作会议”时便照搬来这“三个坚持、四个把握、五个突出”，秘书们如获至宝，当即加以整理，于是便成了该书记学习中央某某精神的重要心得，因此而上了省报理论版的头条。由此可见，对于官场中人来说，即便小到检查小孙子作业这么一件鸡毛蒜皮的事儿，其意义也绝非停留于检查本身，而与官场荣辱、仕途沉浮有着不可低估的关联。

到北京的当晚，岳父即抱着宾馆的电话四处预约去拜访同乡要人。很快，带来的那一大堆艺术品被汪大明东家三件西家五件地送了出去。也只有在那些要人家里，汪大明才第一次发觉岳父热情、健谈、风趣的一面。在此之前，他只知道岳父在厅里是人人都敬而远之的“马列小老头”，岳父这一点倒是和龙书记十分投缘。在成为姚府乘龙快婿之前，汪大明私下里听不少人谈论过姚厅长的不怒自威。在他身边的人常常备感威严之外的压抑，厅办公室的徐主任一度十分消沉，甚至有过自贬身价去下属二级机构的念头。据他一次酒后倒苦水：自进入厅办以来，虽然差不多天天与姚厅长见面，但姚厅长似乎从来都没拿正眼瞧过他。向姚厅长请示工作或递送文件，姚厅长总是边做其他事边爱搭不理地说一句“知道了”、“放那儿”、“再说吧”。但也有人说徐主任是心理作用，姚厅长农民出身其实并不摆架子，他身上的威严之气是与生俱来的。先前和汪大明同办公室的丁副处长一次战战兢兢地汇报回来，进门就高山仰止般地叹服道：“姚厅长到底是姚厅长啊，天生就有领导的神威！”那神情汪大明始终记忆如新，并不禁联想到鲁迅笔下某人的感叹：“到底是官人啊，打我一耳光都这么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