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达呵呵大笑，说：“现在有三类红包我是照收不误，一是贪官的，二是奸商的，三是各类庆典、开业、发布会的。贪官和奸商你不收白不收，他们钱多了反而对国家对人民更有害。第三种情况不收的话就会得罪同行们，好像只有你一个人是屈原似的，举世皆浊我独清，那就更混不下去。除此之外的红包，我还是坚持原则的。”

汪大明便开玩笑说：“除了这三种情况，哪里还会有别的什么红包！”

耿达摇摇头，说：“在中国，记者确实成了一种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四不像职业，很多记者出去哪里是采访啊，分明是采购。”

“还采花哩！”汪大明打趣道。

两人一顿闲扯，汪大明便提到官场中的世态炎凉，感叹因为一个高官秘书的一句话居然可以改变他身边的生态环境。对此，耿达也是深有感触，告诉汪大明一件趣事：当初他写的一篇批评报道引起了纠纷，邬总编一怒之下把他叫去痛骂了一顿，并宣布扣他的工资奖金。谁知第二天不但没有扣，反而在会上表扬了他，说报社缺少的就是他这种敢于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热血记者。不久后还提拔他当了都市新闻部主任。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听说，原来邬总编痛骂他的当天下午去省委宣传部开会，在楼梯间迎面碰上省委康秘书长，邬总编热情地上前打招呼，谁知康秘书长只鼻子里冒出一丝冷气，看也没看他一眼就扬长而去。害得邬总编坐在宣传部的会议室里一下午都没理清头绪，心想到底哪里得罪了这位省委大院的总管大人。临散会时他偷偷问身边晨报的颜总康秘书长是哪里人，颜总回答南州人，邬总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耿达是康秘书长的老乡啊！一定是耿达这小子告了我一状。

汪大明听了哈哈大笑，问他：“他还怕你是秘书长的什么亲戚吧，只恐怕康秘书长其实未必认识你这个小老乡。”

“八竿子都打不着，”耿达说，“虽说同是一个南州，但他是乌沙镇的，我家在大屋嘴，少说也相距两百里路。再说，人家这么大一个领导，我一个小记者，别说攀不上，就算攀得上，他也未必肯为这事给一家报纸的总编脸色看啊。”

“那就怪了，不过秘书长这脸色倒是给得恰到好处。”

耿达说：“我猜八成是邬总编在别的什么方面开罪了人家。要不就是秘书长那天肚子不舒服正急着上茅厕，总编自己不识相去自讨了个没趣。”

“你这叫吉人天相，”汪大明打趣道，“想来今后老总还真不敢怎么着你。”

两人又闲扯一通，汪大明这才说出找耿达借微型相机和微型采访机的事，耿达经常用这玩意做批评报道。汪大明曾经见过，那个小小的纽扣型采访机别在胸前，可以将几米内的谈话声录得清清楚楚。相机则更简单，别在袖口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衣袖里按下快门。

“你又不做记者，借这干嘛？”耿达奇怪地问。

汪大明说：“厅里最近要搞一次大型的打击盗版行动，我这个刚上任的副处长总得拿出点政绩来啊！这事你可千万别跟人说，这次只有我一个人想到了这招，我要他们都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汪大明一边编着理由，一边在心里骂自己，看来撒谎并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他妈的骗哥们儿居然都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

耿达嘿嘿地笑，说：“看不出你小子现在也懂得追求进步了啊！”

回到家中，姚冰和小燕子正在张罗晚饭。汪大明注意到自从北京回来后，家里的伙食越开越差了，而且给儿子吃的奶粉也由进口的“惠氏”换成了国产的“南山”。汪大明心里涌起了一股悲凉，越发坚定了要彻底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决心。

草草扒拉了几口饭，姚冰把汪大明拉到卧室，问：“咱们什么时候去感谢一下高金金？”

汪大明一时糊涂了，反问道：“哪个高金金？”

“哎呀，你真糊涂，就是高副省长的那位公子爷啊！”姚冰责备道，“人家刚帮你当上副处长你居然就忘了人家。他今天打电话来抱怨我们不够意思。”

汪大明又好气又好笑：“什么？他帮我当上的副处长？就他那骗吃骗喝骗女人的鸟样，笑死人了！”

姚冰莫名其妙地看着丈夫，第一次觉得他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到可以一眼看穿。汪大明也不做解释，只顾收拾行装。姚冰问他是不是出差，他说是，去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姚冰又问他哪天出发，他说不知道，也许明天，也许一个月后，也许要大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