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出版界，民国史写作已渐趋热潮，各类论著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章太炎的“疯”、刘文典的“狂”、辜鸿铭的“怪”、傅斯年的“猛”、蒋廷黻的“犟”、陈布雷的“悲”、胡适的“雅”……也成为百姓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人其事被后世拿来把玩议论，自然证明民国这一代知识人有其特立独行、异于别代之处。不过，换个角度，此种“民国热”恰又反映出当下社会缺的正是这一口底气。寻思起来，不免让人心生今不如昔之感慨。

那所谓的“民国底气”究竟是一种什么气？依笔者拙见，这首先是一种气度。民国之世，政治上变动不居，思想上极为活跃，一批内心自信、风流萧散、简约云澹、不滞于物的名士应运而生，这与阮籍、嵇康等人的“魏晋风度”何其相似。章太炎、黄侃、刘文典，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傲骨绝尘，惹来后世的景仰与追捧。虽在清末被好友出卖，险遭黑手，章太炎依旧视刘师培为“天下第一读书种子”，撰文呼吁“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谁之责耶”？其度量之大世人罕匹。黄侃亦有乃师之风，不顾尘俗偏见，不避自损之嫌，于民初毅然登门拜刘申叔为师，“《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其胆识绝非常人可比。

诚如王船山所言：“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章黄之后，此种名士风范、卓绝气度便风流云散，一去不回。学界少了份清气，多了点铜臭；文坛没有了傲骨，滋生出媚颜；世间找不到名流，满街是“大师”。缘何至此，值得思量！

其次是一种气势。晚清湖湘名臣左宗棠于困顿不堪、尚未显达时，曾撰有一联，曰：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虽无权位，但一心忧国忧民，书生言政；学富五车，方可以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此不啻是对民国知识人最佳的精神摹写。清末危局，读书人抛开青灯黄卷，投身变革大潮，章太炎、刘师培倡言革命，世称“枚、申二叔”；民国动荡，教授们告别三尺讲坛，参与政务运作，傅斯年、蒋廷黻披肝沥胆，人送“大炮”、“猛牛”。正因为身具真学问，胸存大抱负，心底有苍生，眼中无权贵，知识人的所言所行才气势磅礴，元气淋漓。看不惯袁世凯倒行逆施，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受不了蒋介石的军阀做派，刘文典坦言“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二位是何等之气魄！不满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贪污腐化，傅斯年大呼“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痛心国民政府颟顸无能、人浮于事，蒋廷黻决心改革，虽屡屡受挫，依然坚信“我唯一要出卖的是我的智慧和努力工作的愿望。根据这种意念，我认为循一般方法处理事务会令我一无所成。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虽然也可能失败，但是将来不会使我感到遗憾”。两人又是怎样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