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公铎的名字很奇怪，独一个“损”字。他二十几岁就到北大中文系当教授，也是个“老资格”，性格古怪，说话确实有点“损”。有一次学生问他：“现在写文章最好的人是谁？”他的回答很干脆：“第一，没有；第二，在下！”

这位林先生嗜酒如命，没钱的时候连劣质酒都敢喝。一次林公铎去拜访黄侃，“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侃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酒鬼（黄侃也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劝醉鬼，莫贪两三杯，读至此处，笔者险些因其晕倒，真乃怪事哉！

林公铎酒喝高了去上课，带着几分醉意就开骂了，无论新派旧派，大佬新秀，凡是看不惯的都跑不掉，“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有一次周作人遇到了他，便客气地问他是否在外校兼课，他回答道：“在中国大学开了两个小时的唐诗。”“那您主要讲谁的诗呢？”“陶渊明！”周作人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原来林公铎不服气沈尹默在北大讲陶诗，于是不顾文不对题，跑到中国大学“唐诗”的课堂上大侃陶渊明。

而刘半农则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年少时就放浪不羁，被蔡元培破格聘请为北大预科教授后，依然秉性不改，竟与学生商鸿逵一起为名妓赛金花作传。这本《赛金花本事》引来众说纷纭，就连开风气之先的胡适大博士也惊呼：“大学教授为妓女写传，还史无前例。”

你说跟这一拨“疯癫”大学者共处一单位，整个就是一“狂人俱乐部”，刘文典怎能不狂？

当然，国文系还有个别老牌学者对刘文典颇有意见，觉得这小子上位未免太快，二十几岁便已跻身教授行列，于是时不时故意刁难他一下。“怪杰”辜鸿铭是个有名的顽固派，一向瞧不起像刘文典这样的年轻教员。有一次，他遇到刘文典，问：“你教什么课啊？”刘文典客客气气地回答：“汉魏六朝文学。”辜鸿铭冷笑了一声，满脸鄙夷地说：“我都教不了，你能教好？”刘文典倒也不以为意，反正那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年代，他有信心总有一天会让辜鸿铭对他刮目相看。果然没过一两年，刘文典在北大教员名册上的排名就上升到了第五，恰好就排在辜鸿铭之后。从那之后，辜每次见到他，都会主动地打招呼。辜鸿铭佩服有真才实学的人。

迁至西南联大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提升，刘文典已经逐渐以老辈自居，点评他人了。当时最著名的趣闻就是刘文典同沈从文的一些过节。沈从文1939年到西南联大任副教授，开设中国文学的相关课程。到了1943年，西南联大讨论聘请沈从文“为本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月薪叁佰陆拾元”。这个教授薪水并不高，刘文典1942年在西南联大所拿的薪水是每月四百七十元。即便如此，在举手表决时，刘文典拒绝为沈从文捧场，并坚定的发言表示反对：“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

他甚至还说：“如果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军敌机频频骚扰昆明，警报一响，天下大乱，大家自顾抱头鼠窜，争相奔往可以隐蔽的地方。有一次，又遇警报声起，正在上课的刘文典想都没想，收起教具就带着学生冲出了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