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了，但我并未进入中国思想文化深处，还仍遗留着“假洋人”习气。……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辞呈，没有等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屿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辨和改穿中国衣服。

自此，辜鸿铭打点行囊，踏上了“返祖归宗”的道路。

栖身红楼

辛亥首义，改朝换代，效命于清廷的辜鸿铭也只得哀叹“无可奈何花落去”，披着那条代表愚忠的辫子躲入租界当中，过着寓公生活。

1917年，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蔡元培因爱惜辜鸿铭的语言天赋，于是延聘辜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文学。然而，栖身全国最高学府之后，辜鸿铭依旧是本性难移，隔三岔五的就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趣闻来。

上课的第一天，他拖了一条大辫子，用红丝线系上，戴了一顶红帽结里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走上了文学院的汉花园红楼。到了教室后，辜鸿铭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约法三章，你们受得了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就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就不能坐下。”全班同学听后，都认为第一、二章都容易对付，第三章有点儿困难，可是大家慑于辜鸿铭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

可是，不久同学们却发现这位文化怪杰常常“不按套路出牌”。有一次，他讲授《晏子春秋》，不小心把“晏”字误写成“宴”字。学生当即向他指了出来。他很是窘迫，一边纠正，一边自言自语说：“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是把‘日’的部位上下换了一下而已，字义就大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

学生中马上有人站出来，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写就成了“dog（狗）”。

辜鸿铭自诩中英文俱佳，不料被学生将了一军，耸了耸肩，不置可否。

还有一次，在课堂上，辜鸿铭将英文“Anarchy”译为“无王”，“Anarchist”译为“无王党”。本来希腊文“arche”是“政府”的意思，日本人译“Anarchist”为“无政府主义者”，很确切，中国人也已广泛采用。但辜鸿铭却偏偏按照自己独特的尊王观念加以理解，他常常对学生说：“中国现在无王，所以人人都是‘Anarchist’”。

并且辜还把这种尊王情绪带到教员会议上，一次他竟公然扬言：“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气得文科学长陈独秀差点儿背过气去。

当五四运动来临时，虽然辜是保皇党，却要和蔡元培同进退。他的理由是：“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各自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别人问他“好人”之说如何解释，他答曰：“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你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