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既然国防由我们来管，当然我们要有驻军的权力，我们需要在香港驻军。而且我们很大方，英国在香港驻军，军费是香港纳税人付的；我们不占这个便宜，驻军费用由中央直接拨付。

鲁平：我们主要是负责国防，香港内部的治安事务我们一律不管，只管国防。但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人数不在多，但驻军是一定要驻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周南：谈到这个他就反对，反对的理由也莫名其妙、无理找理。我说我们必须驻军，因为回归了，这是我们主权的象征。他说：“你们不需要驻军。”我说：“为什么？你们需要，我们就不需要？你们可以，我们就不可以？”他说：“我们不一样，我们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从）海上、空中（走）都很远，万一发生什么事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不驻军来不及；你们有广州军区，部队离香港不远，真正需要的时候可以过来一下子。但是过来也必须要有特首的邀请，还要立法会通过，而且任务执行完了以后就要离开，不能驻在这儿。”我说：“那不行，必须常驻。”

当时的香港民众对于驻军问题也高度敏感。有一次，周南在香港总商会发表演讲，有人当场用英语发问：港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有些抵触，如果将来中国在港驻军的话，部队能否换个名字？

周南：我说不行，没有必要，换个名字好像中国有两支不同的国家军队似的，而且实质的问题不在于名字。当时我还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两句诗，《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大意就是“名字算什么，一枝玫瑰换成另外一个名字，闻起来照样香甜”。报上也登了，有的还说，既然莎翁也讲名字不要紧，就不要纠缠这个问题了。

就在中英双方在驻军问题上僵持不下的时候，中国方面却出了一个严重的纰漏：某位中国领导人对于当时的谈判内容并不了解，却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对于“是否要在香港驻军”的问题回答得模棱两可。第二天香港各大报刊头版头条都对此加以报道：中央某领导人认为香港不必驻军。一时之间形成了“中国已经让步”的舆论。

周南：小平听到以后非常生气。那天他正好接见一个香港代表团，按照惯例是代表团坐下来以后，在宾主寒暄之际拍两张照片，然后请媒体退场，大家开始进行会谈。那天记者们正在往外撤的时候，小平突然把他们叫住，说“先不要走，回来”。那些人都回来了，他说：“你们出去发条消息，说‘香港不需要驻军’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香港不能驻军？为什么英国人可以驻军，主权回归以后反而不能驻军？”

鲁平：他当着香港记者的面就说，驻军是不可动摇的，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一定要驻军。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体现主权。

周南：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伊文斯匆匆忙忙打来电话说要紧急会见。他说：“听说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邓主任讲了中国要在香港驻军，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震动，伦敦方面十分关切，希望中国方面还要慎重考虑。”我说：“你不要再讲了，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很久，现在邓小平已经发了脾气，还讲什么？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我们就是要驻军，驻定了。”我把他打发走了，此后就不提了。

邓小平的这次发火，被周南形容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从此英国不再坚持反对中国“九七”之后对香港行使驻军权。但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另一个重要问题在此时浮出水面：如何保证“九七”前的平稳过渡。邓小平提出要设立一个中英联合机构常驻香港，来贯彻实施中英协议的有关条款，但这个想法却遭到了英方的竭力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