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一个暮春的夜晚，四川南充乡下，蜗居一隅的教书先生张本清梦见了他从未见过的大海，惊涛骇浪之间，一叶小舟漂漂荡荡。就在同一天，张家的第三个儿子出世了。或许是对未来有所预见，张本清给儿子取名张澜，字表方，希望此儿能像梦中的方舟一样，于即将到来的乱世中自我保全。

这一年正值清同治十一年，苍颜皓首的大清王朝正频频向西方行礼，包括詹天佑在内的第一批幼童留学生被派往美国。洋务运动方兴未艾，西学东渐蔚然成风，中国人千古不变的表情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然而在山水阻隔的四川腹地，人们对这一切闻所未闻，照例过着和以往一般无二的日子。张澜就生活在这样的日子里。家中清苦，他很小便随着家人割草、拾柴、放牛、种地，把少年的汗水挥洒在田间地里。

不过，农家的辛劳没有阻住他求知的脚步。就在劳作的间歇，他便背熟了邻人所赠的半部《论语》，让父亲大为惊叹。既然儿子如此勤奋、早慧，张本清便早早地将他送入书馆学习，让他跟着哥哥和师兄们一起，在祖宗的规矩里摇头晃脑地学起了千年不变的课业。

张澜如此一天天长大。一年又一年，他念着“子曰”长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形貌，品学兼优、儒雅斯文，身上更兼有父亲的正直端方和母亲的克勤克俭。

于是，他也按照千古文人的进学途径走向自己的未来——22岁那年，他穿着生平第一双布鞋踏进了科举考场，并一举考中秀才。此后张家博得“农家五父子、一门四秀才”的美誉，张澜自是其中的一分子。

然而进学的欢欣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真正的乱世已经到来：他进学的那一年是1894年；在他奋笔疾书于考场之时，遥远的中国东部，甲午中日战争的炮火撼动着神州大地。

次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埋首于古籍经典中的张澜一下子被震醒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令他感到椎心的疼痛。他开始急切地寻找变革图强的道路，而恰在这时，他因为博学多才而被延聘为紫金精舍的教师。1899年，他来到广安，踏入了这个将改变他一生的地方。

这是一所由维新派人士创办的新式学堂，除讲授经史辞章外，还广及舆地、博物，宣讲“西学新书”。本就具有革新意识的张澜一到此间便如鱼得水，与四川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蒲殿俊、罗纶等人相谈甚欢。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很快成了维新思想的拥戴者，“秀才张澜”开始脱胎换骨。

此时，戊戌变法失败已经一年，慈禧太后继续独揽大权，力主维新的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然而，流血已不能止住变革的脚步，而远在四川的张澜，也多多少少因为变法的涟漪步入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原因便是那件被称为“移神兴学”的事件。

紫金精舍的校舍原是一座庙宇，张澜等人在修建校舍时，发现庙中还有三座满是灰尘的菩萨。有人戏言请三位“真神”下殿，想捣毁神像，却发现菩萨是铜铸的。于是，这些热衷于新学、一意挣脱旧思想的青年们便把神像扔进了阴沟里。这一扔，一下在守旧的人士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地方官怒不可遏，直批他们为康梁余党，欲下令抓捕张澜等人。此事后来在各方调节下平息，但这小小一事，却成了张澜民主生涯的起点。

其实所谓请神下殿，乃是针对慈禧的隐喻，此后，张澜的斗争便不再含蓄。

1903年，31岁的张澜作为四川官派留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亲眼看到了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巨大变化，张澜怎能不深受刺激？他迫切地希望光绪皇帝也能重掌大权，带领中国变法维新，走上图强之路，由是也愈加对大权在握、阻挡维新的慈禧满怀愤恨。在留日学生举办的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庆祝会上，热血的张澜大声疾呼：“皇太后既已年过古稀，还不退位，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