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民盟重要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在昆明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残忍杀害。消息传来，诸人惊愕，在成都慈惠堂召开的追悼大会上，张澜悲愤地表示：“李、闻先生之死是政治暗杀，本人决定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的和平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他也确实实践了自己的承诺。1946年10月，在攻占中共解放区张家口后，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消息传出的当天周恩来便宣告，中共拒绝参加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伪国大。国共双方摆出政治上公开对立的姿态，此时此刻，作为国共之间第三方力量的民盟是否承认和参加国大，显得至关重要。

南京的民盟中央一时人心浮动。国民党欺骗、拉拢、分化、瓦解，各种手段纷纷使出，无孔不入，民盟中央诸人也是各种思量，俱在心头。关键时刻，周恩来赶到民盟中央，向黄炎培和罗隆基建议，民盟是否参加国大这样重大的问题，应向主席张澜请示。

罗涵先：周恩来站在电话旁边，等着张澜从成都打电话来，（对于）参不参加国大，请他表示态度。后来，张澜在电话里说，民盟绝对不参加国大。他声音很洪亮，说不参加国大。周恩来就站在那儿听，听到这个答复以后就放心了。

在中共和民盟的共同抵制下，1946年的所谓国民大会成了国民党尴尬的独角戏。无人喝彩的表演落幕后，蒋介石终于恼羞成怒——

11月5日清晨，民盟主要领导人聚集在上海集益里8号张澜寓所里，气氛异常沉闷，一份由国民政府起草的解散文告摆在他们面前。楼下的客厅里，上海各大报社的记者拭目以待；窗外，国民党军队的汽车停满了整条弄堂。黄炎培宣读完解散文告后，大家一片静默，良久，张澜抓起笔，在解散公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负责宣传的民盟委员叶笃义含泪下楼把文件交给记者。

梁晓声：民盟如果不自行解散，那就可能会被蒋介石的特务们四处追捕、暗杀，张澜为了保护民盟的这些精英，就签发了这个解散令。让一个人亲自来签发这样的声明，而且这个声明将被记载在历史上，那么如果这个人真的有私念，可能反而会犹豫的。

当时蒋介石开出的条件是，如果自行解散，则可不对民盟成员进行逮捕。为着全体成员的安危着想，张澜才同意解散民盟。然而很多人却并不理解他这样的举动，一时间，骂他妥协、批评他抱有幻想的言论纷纷而起，民主战线也受到极大动摇。面对这种情况，11月7日，张澜又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希望民盟全体成员站在爱国公民的立场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继续为国家的和平、民主、统一而努力。这也即是他个人将继续战斗的宣言。

这次解散风波也让张澜和所有的民盟成员都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和平改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他们当机立断，调整路线。

1948年1月，民盟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并且与中共合作，用革命手段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身在上海的张澜也想方设法为民盟四处筹款，所得款项一分不留，全部用做民盟的经费，以至当他的女儿从四川赶来时才发现，重病缠身的父亲竟然穷到了无钱就医的地步。

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对张澜的监视，也越来越严了。

贫困和被监视让张澜的病情每况愈下，就在这时候，上海虹桥疗养院的丁惠康院长因为一向仰慕张澜的为人，执意要接张澜住院治疗。在虹桥疗养院的病房里，张澜和正在接受治疗的罗隆基相遇，两位老友在欣喜之余也发现，经常有化装成医务人员的特务出现在医院的走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