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慰庆：总理很风趣，就跟我母亲讲：“顾太太，感谢你给我们生了三个共产党员。”然后就指了指我们三个共产党员。这样子，我父母他们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而且周总理加了一句，“而且是经过无产阶级大革命考验和锻炼的共产党员”，总理一讲，他们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才加深了理解。

之后，顾毓琇夫妇随次子顾慰庆一起到了西安。在那里，他亲眼看到了儿子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顾慰庆辖下的纺织厂和电厂的工人们都对这位知名华侨的来访非常重视，他们自发地将厂区打扫干净，排着长队欢迎他的来访。

虽然物质生活还不丰富，但人们用热情包围了他们。

顾慰庆：来以前就借点椅子搬进去，走了以后再把椅子搬回去。没办法做饭，但他们总得吃顿家里媳妇做的饭吧，结果我的爱人、女儿，就给他们包饺子。

顾宜凡：吃着吃着饺子，我记得我祖母流眼泪了。后来才知道，她觉得我们的家庭状况跟他们想象的可不一样，觉得儿子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她比较伤心。那时候我父亲都40岁了。

但家人团聚的喜悦很快就代替了这些悲伤，年逾古稀的顾毓琇夫妇终于享受到了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他们被已过不惑之年的儿子和天真烂漫的孙子包围着，享受到充分的精神愉悦。

在享受过与家人的团聚后，顾毓琇夫妇回到北京，这一次，他们访问北大、重回清华。重新回到这个理想的起始之处，让顾毓琇备加感慨，也心怀雀跃。他在那里再见了冯友兰、陈岱孙、吴文藻等一大批好友，还为学生们做了关于非线性系统分析的专业报告。

一切都很美好，但也有人在为顾毓琇的归国而愤怒。尽管他一再强调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寻亲之旅，但很多敏感的人还是从中察觉到了不同的政治意味。

顾宜凡：台湾当局的非议当然很大。据说他们当时认为，顾毓琇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有到大陆来的，比如说杨振宁等人，但他们认为顾毓琇不是一般的院士，是原来的中央政治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政务次长，是“国大代表”，那虽然你自己不觉得，但你回来的政治象征意义肯定是有的。

钱正英：他那一次真是破冰之旅，回去以后就被国民党开除了这个、那个。但是就两岸的关系而言，应当说，他是最早开创的。

没过多久，顾毓琇就结束了这次意想不到却令人愉快的大陆之旅，返回美国。但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1979年5月，在中美正式建交后不到半年，顾毓琇再次访问大陆。

这一次的目的，主要是讲学——他要把他的智慧，都贡献给正在飞速发展的祖国。为了避免如上次一样惹人非议，在起程前，他特地让曾在顾维钧手下工作多年的弟弟，带了一封密信给台湾“国民大会”的相关权威人士，婉辞“国大代表”一职。

抵达北京以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和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见了顾毓琇一行。这一次，顾毓琇开始大胆提议。

顾毓琇的确一次比一次更大胆，他的政治远见也让他有了更强的议政能力。1983年，顾毓琇第三次访问大陆，邓小平与之进行诚挚的会谈。1989年9月，顾毓琇再次访问大陆。

顾慰庆：他提出要搞股份制，就写了个东西，请王震转交给邓小平，建议搞股份制，叫藏富于民。王震看了以后就说“我们现在是初级阶段，我看可以”，就转给邓小平。后来他一次一次加深了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一次比一次敢提建议了。

顾慰庆：快到国庆节了，突然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他跟我母亲要回国参加国庆，叫我在上海上同一架飞机，陪他们到北京。就这样赶到了北京，参加了咱们40周年的国庆节。当时江泽民同志已经当总书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