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就此李锐敷衍了另一则寓言，一则有关创作，尤其是“小说——虚构——创作”究竟为何物的寓言。“张马丁们”如何在被放逐以后，坚毅百忍，持续自己的信念？或是在玉石俱焚的义和团事件以后，幸存者如张王氏要如何活下去？李锐关心的已经不止是信仰不信仰的问题，而是幸存者面对信仰乃至生存意义丧失时，能否做出见证的问题。

这正是李锐认为小说创作得以介入的关键。他让他的人物遭受痛苦，让他们经历种种巧合，却不施与简单的救赎承诺，或道德教训，或“国族寓言”。他仿佛要说当张马丁失去与宗教权威对话的权利，或张王氏陷在歇斯底里的幻想时，他们各自体现了见证的吊诡：苦难未必让他们直面真相或真理，只演绎真相和真理的难以捉摸。宗教愿景和意识形态不能企及之处，由小说补足。以所谓的现实主义法则来要求李锐的作品是买椟还珠之。因为他恰恰要写出小说以虚构方式打入生命的死角，信仰的黑洞；他凸显种种偶然和必然的际遇，纵横交错，无止无尽。

再回到张马丁的墓志铭：

“你们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内，我的世界是从第八天开始的。”当世界被安顿在主流的——神的，权威的，主义的——话语里，小说家在主流之外，以他自己的声音喃喃自语，并且激发出不请自来的喧哗。小说创造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未必比已存在的世界更好，却指向另辟蹊径的可能。再用鲁迅的话来说，它让我们从“无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

如果《张马丁的第八天》有寓言意向，这大约是李锐最后用心所在了。谈“国族”，太沉重，李锐追求的是任何人自己成全自己的可能性。小说家就像殉道者，为（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小说家也像造物者，无中生有，起死回生。借着《张马丁的第八天》，李锐写下“一个”人——也是一个“人”——的创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