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都是浑浑噩噩地活着，不知道干嘛，这种状态从祖父去世开始，一直保持到1975年春天，那年我刚好19岁。其实我最想去参军，奈何头上顶着的“帽子”使得自己这个崇高而美好的愿望也成为枉然。

更可悲的是，我几乎没有朋友，张根水自打害死了我祖父，就不再登门，眼下唯一能玩到一块儿的，便只有猩猩了。

猩猩真名叫马红星，长得人高马大，孔武有力，自从有次我见过猩猩图片之后，怎么看都觉得跟他特像，于是一直叫他猩猩。猩猩脾气好，心地也好，跟我祖母特别投缘，经常会过来给我祖母唱唱绍兴莲花落，逗她开心。这马家其实是超标准的贫下中农，只是因为家里有个远房的堂叔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后任国民党中央军某部团长，解放后逃到了台湾，因此被扣下了一顶反动派的大帽子，遭到了牵连。

跟我不同的是，猩猩还能静下心来听我大伯讲的课，他特别喜欢四书五经，说话也常常引用古书里的段子，那个迂腐样儿，真像个十足的书呆子。

这天，大伯不在家，猩猩又跑过来窜门，唱莲花落正唱得起劲儿，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我父亲抬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来人竟是村支书杨阿福和村长刘向东。

连续几年革命运动下来，我父亲这个何家少爷外加拼命三郎已经完全变成了惊弓之鸟。他一时哆嗦起来，天晓得发生了什么大事惊动了这两位村里最大的领导。

我祖母自从那次事情之后，也落下了轻度中风，平时都是坐着，但此刻她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想不到杨支书几个大步跨了过来，一把扶住我祖母的手说：“任奶奶，侬年纪大，别站起来了，请坐请坐。”

父亲稍微宽心了一点，于是示意我妈端来茶水。茶毕，杨支书开口了，满面笑容地慰问道：“何大利，最近家里日子过得可好？”

父亲还真摸不透这支书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敷衍地点点头：“还行，还行。”

杨支书说：“其实我一直在关心你们何家，只是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村里的事情你也看得到，每天都有那么多，所以一直耽搁下来。这实在是我们工作上的疏漏啊。”

父亲站了起来：“哪里，哪里，谢谢领导关心，谢谢！”然后使了个眼色，让我和猩猩赶快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