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顿了顿说：“王阿姨，我也不知怎么跟你说才好，我觉得，我们要面对的很有可能是一条龙。你多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就能多一份胜算。”

出乎意料，王支书并未像我预想中的那样吓一跳，只是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胖乎乎的脸蛋看起来就像一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鸡蛋。她眉头紧锁，仿佛在思考着什么，看了看我俩，又看了看那本破笔记。

最后，女支书叹了一声：“碰到你们两个小官人真是我王菊芬倒霉，你叫我怎么说呢？这可是有悖于我一个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信仰啊。”

我赶紧拍马屁：“王阿姨，我看书不多，但是在电影里看到那些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能够抛头颅，洒热血，从小便是我的楷模。我现在并不要求你舍己为人，而是跟我们说说这笔记本的来历，为的也只是能救我爹，更是为了拯救整个村子的人民。”

女支书说：“你这小滑头，竟然还搬出大道理来压我了，属猴的吧。”我点点头，女支书说：“我倒怎么看你有些亲切，果然是属猴的。哎，我有个侄子也属猴，虽然比你小了一轮，才七岁，但是也一样的机灵，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了……”

猩猩哪壶不开提哪壶，问：“那你侄子呢？”

女支书默不做声，我狠狠瞪了猩猩一眼，又跟女支书说：“王阿姨，您就别难过了，我们虽然人少力单，但是拥有着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只要知己知彼，就能百战百胜。哪怕真是条毒龙、恶龙，也有办法杀死它，为那些无辜的死难者报仇雪恨。”

女支书“唉”地叹了口气，接过我手中的破笔记，一边抚摸着纸张，一边说：“罢了，这事儿迟早会被人知道的。”随即开始了漫长的回忆：

事情还要追溯到二十年前，也就是1955年春天。那年我才二十不到。这天下午，天已墨黑了，黄花山村村委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位陌生的外地男人，穿着一套蓝色的工作服，矮墩墩胖乎乎，秃着个顶，怎么看都像一只竖放的鸡蛋。

不过那男人鼻梁上却挂着副眼镜，说起话来也慢声细语，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他来到村委办公室，从挎包里掏出一封介绍信，向老支书说自己叫董鑫鸿，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这次主要是来做一个温带和亚热带低海拔植被研究的课题，所以来江浙一带采集一些植物标本。

社会主义大家庭，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最重要的是，老支书还看到了那介绍信上竟然盖着一颗鲜红的中国科学院的印章，当时就惊讶得下巴差点掉下来了，赶忙指派我安顿好董老师，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在研究工作上一路开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