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要就此打住的时候，突然想到——曹禺后半生最大的痛苦究竟是什么呢？大约就是不能说出真心话来吧。他在写作里不能说，在生活里同样不能说。如同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一样，戴着解脱不掉的“套子”终其一生，真是悲到了极点，也惨到了极点。有位哲人说过：“我有了言论自由，才可以把我的思想贡献给人群，这是人向社会的应该负的责任。”被剥夺或作践了说真心话的权利，就等于被剥夺或作践了做人的权利！

应一些友人的要求，我把曹禺的最后时刻记录下来，奉献给读者。

无疑，在国内也包括国外，有許许多多的人都把亲切的目光投向了曹禺，关注着他是如何度过人生最后时刻的——

由于患有肾功能衰竭病，已经住了8年北京医院的曹禺，在1996年入冬以来，又开始患感冒，体温并不很高，只有摄氏37.2度左右，但是进食的胃口却越来越不大好。后来，主治医生进行了积极诊治。然而，在打了6天吊针以后，体温才渐渐有所下降。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或许还是一个不祥的先兆吧。

12月初，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等人来到北京医院，向作为文联主席的曹禺汇报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召开的筹备情况，邀请他一定要出席开幕式，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曹禺不无担心地表示：“我真是很惭愧，知道这次会议很重要，但是恐怕不能参加了。”高占祥听了以后摇摇头，又降低要求说：“您或者只到会几分钟，讲上几句话，和大家拍个照。这样总可以了吧？”为此，他们征求了主治医生的意见，医生毫不犹豫地表示不同意。因为，曹禺的病是很怕感染的，不宜参加任何在公共场合的社会活动。然而，曹禺自己还是非常想参加的，甚至已经悄悄地让夫人李玉茹给拟写了一篇讲话稿子，内容主要是讲做人的道理，即做人要有高尚的情操、高尚的品德。同时，特意强调还一定要有较高的文化。显然，这是他从一生经历中领悟出来的道理，真可谓语重心长的肺腑之言。事后，曹禺依然一直念念不忘这件事，为自己没有向大家讲出这些话来而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