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

戏比天大，舞台艺术是被焦先生视为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还要宝贵的事业，那时一些“革命者”以“革命”的名义硬是剥夺了他继续参与的权利，使他在心灵上受到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和伤害。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近于崩溃的情形下，焦先生突然感到胸部不适而住进了医院，经过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癌细胞已向全身扩散，动手术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医生们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并没有把这个不幸的“判决”告诉病人，但是焦先生还是通过观察病床栏杆上的卡片，从一般人并不认识的拉丁文字里，知道了自己得了什么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焦先生为了不给亲朋好友们带来更多的痛苦，面对这一切装作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平静地要求见见下乡插队的大女儿焦世宏。当他见到从延安赶回来的焦世宏以后，在病床边上，出人意料地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席话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了几百万字，要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俄国自成表演艺术理论体系的大导演——引者注）一生的著作都写得多，可惜全是交待自己反动罪行的材料。现在我的来日不长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但还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后人。我自信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你要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这可要为难你了，孩子！”

焦世宏还没有听完父亲的话，就已经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连连点头表示一定照办。

在这以后，焦世宏做好了一切准备，想尽可能详细地、更多地把父亲的话记录下来，为国家、社会和戏剧界保留一份难得的宝贵财富。并且，为此准备好了一个像样的大本子和一支钢笔。

然而，事与愿违，焦先生由于对化疗的反应非常强烈，病情急转直下，很快就进入了病危阶段，并且处于一种弥留的状态。万分遗憾的是，在他就要离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的时候，连自己最后一个善良的、崇高的愿望也没有能够得以实现。剧院里的很多同仁，对此也只能是欲哭无泪，愤愤不平，又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此时，焦先生在病床上辗转反侧，疼痛难忍，唯一使其延续呼吸不绝的事，是焦世宏按照政策规定早应办理，却迟迟没有办成的回到北京之事。当焦先生在病床上紧紧拉着女儿的手，用含糊不清的话问：“你……的户口……落上……了吗？”焦世宏答：“已经落上了！”这时，焦先生才放心地阖上了双眼，撒手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