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全国到处都在讲述“春天的故事”。因为我在屏幕上的自信、干练、洋化、面向未来的光明气质，有媒体把我的出现，赋予一种象征意义，认为那种气质在别开生面的同时，更对应了时代的发展需求。

大量的海外受众通过来信表达他们的主观感受，他们认为在中国的屏幕上出现了有个性、有个人化色彩的主播，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讯息。我的自信是海外受众最欣赏的一种气质，这种自信暗合了海外观众的心理需求，他们太希望国家强大了。有些年老的观众甚至因此联想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因为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现在的屏幕形象不再具备当年的符号意义，但在十多年前，那个形象是独特的，也是鲜明的，就是以这样一种形象，我走出了国门，走进了海外华人的内心。

第一次以女主播的身份出国是在1994年，在春花盛开的季节。

美国旧金山一家中文电视台发出了邀请。那时，他们每天通过卫星把《中国新闻》录下来，再插进当地的电视节目中播出。旧金山有几十万华人，过去都是中央电视台把节目做好，邮寄到当地，播出的时候早已成旧闻。《中国新闻》的出现，使当地华人及时透过画面，看到了当天的中国新闻。《中国新闻》成了海外华人了解中国大陆的唯一电视节目，我就是这个节目的形象代表。

那时，我的人事关系还在长沙。从我借调中央台的第三个月开始，中央台便着手办理我的进京调动手续，但手续之繁复，过程之冗长，时隔一年多，手续还在办理中。

我的出国护照都是回长沙办的。

第一次出国，觉得应该穿得体面点，尤其自己还是个新闻主播。因为处在借调阶段，我在中央台的月工资只有二百五十八元，没有奖金，没有任何劳保福利。平时我的钱大都用在播出服装的置办上，不够的用自己以往的积蓄弥补。我不是攒钱的人，进京前，我的积蓄不多，而初上中央台屏幕，用于屏幕形象的开销相当大，以至那段时间成了我一生中经济最困窘的时期。

和那时所有出国的人一样，出国前的重要工作是“置装”。当时我想象自己应该有两套像样的职业装，用于在国外的公开活动场合。平时上镜的都不能用，因为只有上衣没有下身；还想象应该有几身像样的休闲服，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鞋、包。休闲装平时都有，但拿出国的眼光一衡量，又觉得什么都不能用，尤其想到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海外的中国人失望。

恰好有一家香港的服装品牌要进入中国。当时在集体宿舍住我隔壁的文清与公司的老板相识，不知她如何说动他们，让他们觉得为我提供一次着装，会对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是在文清的陪同下，我兴高采烈地去那家还在布置当中的品牌店挑衣服。

我对职业装的欣赏和需要是欧式的，线条硬朗、简洁大气。而那家职业装的风格在我的眼里是亚洲式的，窄肩短袖，有点小气，于是挑选起来就比较费劲儿。跳过店家的热情推荐，我为自己挑了一身暖灰色职业装，一件白底蓝条高支纱纯棉衬衫，一身浅姜黄色的休闲裙装。衣服的质感都不错，在那时的中国，就算很好的行头了。

当时鄂尔多斯羊绒衫刚在北京的公主坟开了专卖店。那时听说羊绒制品是国际公认的奢侈品，即使在西方，也非普通人所能轻易拥有。我决定为自己购买两件羊绒衫——努力让自己在国际场合不掉份儿，甚至为中国人增光添色，是我当时做这一切的最本能的动力。

那时的鄂尔多斯羊绒衫品质很好，虽然款式单一，但一看就是好东西。我挑选了一件暖灰和一件浅烟色的圆领套头衫，每件四百三十元，就我当时的经济条件而言堪称巨款。但这两件衣服买得特别值，现在我都还穿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