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的记忆应该是四五岁。只记得几组画面。

那是在农村姨妈的婆家，她婆家门口有条不窄的浅溪，溪上搭了个木桥。可能是四岁，爸妈把我放到农村去玩，我成天就坐在木桥的桥头。因为不爱吃饭，我很瘦，比一般同龄的孩子要娇小。姨妈说我好想心事，很少说话，就喜欢瞪着眼睛看大人在桥上来来往往。我的印象是：坐在岸边，两腿交叉着悬空，手上没有任何东西，一坐就是半天。

应该是五岁，我爸把我从他的老家接回城。从他的老家到县城搭火车，首先得翻过一座山。当地叫毛子山的山，其实并不高，但是在丘陵地带，就算一座山了。当地人要出村，都知道除了翻山没有别的路，所以能不出村就尽量不出。翻山是件很辛苦的事。那时我只有五岁，爸爸让我先走一走，实在走不动的时候答应背我。可能觉得翻山很好玩，我一直在爸爸的前面走。爸爸问过我好多次，要不要背，我说不要。山里很静，大人们为了不寂寞，翻山的时候会喊号子，我爸爸也喊，还听到了其他翻山人的应答。爸爸是个开朗的人，嗓子也好，好象他喊了不少的号子。毛子山大人得翻两小时，我始终没要爸爸背，路上好象还唱过歌。但是下了山，进了火车站，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爸爸说，我在他怀里一气睡到了长沙，根本不醒。

这件事在爸爸嘴边挂了十几年，他说我有腿劲，有韧劲，认定的事情就做到底。

一生中最好的腿劲可能就在五岁那年用光了，到六岁，我竟然瘸了。现在要说的就是我童年记得的关于瘸腿的第三组画面。

我生在六十年代初那个特殊的困难时期。妈妈怀我的时候因为营养缺乏得了水肿病，我出生后便没有吃过一口母乳。那时大人的工资一般每月才几十块，鸡蛋就要五毛钱一个，妈妈一个劲儿地说我是吃米糊糊长大的。这样的先后天状况，使我从小体弱多病，就是个病秧子，住院打针吃药是家常便饭。我得过肝炎、肺炎，出过麻疹还差点死了，常年不是咳嗽就是发烧。六岁那次是得了气管炎，照例去爸爸所属的部队的医院打针。当时好象是夏天，快下午五点了，妈妈带我去医院。那天当班的护士见到我就不高兴，嫌我来得太晚。她操作的时候极不耐烦，嘴里一直嘟嘟囔囔。在我屁股上抹碘酒的时候，妈妈看了觉得位置不对，和平时的地方有很大差别，就提醒她。她拿眼翻妈妈，说你懂什么，要懂自己打呀！那天打的是青霉素，打完针护士就麻利收拾东西催我们赶紧快走。从医院到家里大约十分钟的路程，都属部队的辖区，平时总在这一带玩，很熟。妈妈不担心我走丢，就自己走自己的。过了一会儿，她发现我走得太慢，回头催我一次；再过一会儿，就发现我坐在地上彻底不走了。我告诉妈妈屁股痛，腿也痛，妈妈以为是护士推针太快，安慰我几句，把我从地上拉起来牵着走回了家。

大约晚上九点，大人发现我的腿开始萎缩，这一下不得了，妈妈知道出事了，一定是那针打坏了，好多人一起把我送到了医院。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在我意识到人该有羞耻心的时候，我被脱掉了裤子，躺在诊断床上，被很多大人围着。大人们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说什么我听不懂。有人在量我的腿，说已经短了三公分，一会儿又说还小了三公分。妈妈的情绪激烈，她说了下午打针的经过。我没有吭声，也没有流泪，我并不知道可能的后果，也不知道害怕，只求妈妈快点把裤子给我穿上。

后来来了一个年纪大点的男医生，大约五十岁，我听见别的医生叫他院长。院长听完经过，敲敲我的腿，告诉我妈妈打针伤到了我的坐骨神经，要住院长时间治疗，结果一时还不好说。如果先前还存有一丝希望，这个结论让那一丝希望也最终破灭，妈妈愤怒到了极点，她表态说，如果医院不治好孩子的腿，孩子她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