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源寺战斗结束之后，伞兵二队就撤离了战场，把清缴武器、转运军粮以及处置战俘[1]之类的事情都交给了游击队。

伞兵部队之所以迅速撤离台源寺镇，是因为担心日军增援部队有可能进行反扑。“陆军突击总队”从建立之初就被定位为“攻击兵团”，训练和作战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不停留、不防守”。换句话说，打防御战不是伞兵们应该干的活。

部队回到了洪市镇。“中美联合部队”的营地设在机场旁边的太山村，一、二分队则与大队人马隔着蒸水，单独驻扎在河对岸的邓家台。

周之江阵亡以后，二分队没有任命新的分队长，而是统归一分队的刘盛亨队长指挥。对伞兵而言，这样的指挥方式是十分正常的，因为空降作战的时候，官兵们经常会在战场上散布得七零八落，所以在平时就十分强调“服从军衔”的理念，只要是几个伞兵聚在一起，谁的军衔高谁就是领导——前些日子空降洪罗庙的时候，大家一时找不到姜队长和刘分队长，就纷纷向周之江靠拢，现在周队长不在了，服从刘盛亨的命令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伞兵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大吃大喝。

听说国军收复了台源寺，四里八乡的老百姓都来表示祝贺，慰劳品成筐成担地送进军营，大红纸上写着“鬼子肉”，实际上全都是猪肉。于是乎，当兵的整天捧着肉丸子、红烧肉，从早吃到晚，由于油水太大，搞到最后都拉肚子了。

蔡智诚发现陈保国也在大口大口地啃猪蹄，不由得十分奇怪：“喂，唐僧，你怎么也喜欢吃肉啊？”

“是啊是啊，吃鬼子肉属于超度，没有罪过反而有功德。”这家伙倒还满会找理由。后来相处久了才知道，陈保国这个和尚只是单纯反对杀生，对喝酒吃肉却是很愿意接受的。

刘盛亨队长每天都要用对讲机与队部联系。有一天，他听到一个好消息，说美国空军在日本扔了两颗“新式炸弹”，日本鬼子顶不住，已经打算投降了。

美国人的武器厉害，那是所有人都亲眼见过的，可要是说才丢两颗炸弹就能把小日本炸得喊投降，大家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打了八年仗，谁都知道鬼子兵是一帮多么亡命的家伙，岂能够如此轻易就投降认输。

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1号下午，姜键队长开着一辆美式中吉普跑到邓家台来了。这种吉普车是和机降部队一起着陆洪罗庙的，总共有两辆，在攻打台源寺的时候没有使用，现在另一辆由美国兵驾驶，这一辆就成了姜队长的座乘。姜键少校站在车子上得意洋洋地宣布：奉上峰指令，伞兵即刻开赴长沙，协助国府特派专员洽谈受降事宜。伞兵二队将成为收复湖南省城的第一支部队！

姜队长说：“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维护国体，不卑不亢，小心审慎，既不可信口开河也不许讥笑漫骂对方，遇到重要问题应及时向带队长官报告。”他还提醒部下：“为壮观军容，每个人都必须准备一套干净礼服，以便在进城的时候向长沙市民展现我军的蓬勃士气。”

这下子，大家终于相信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那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伞兵都没有睡觉。官兵们擦洗枪械、熨烫军服，不停的讲话，还一个劲地傻笑，其实谁也没注意别人在嚷嚷什么，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反正每个人都在喊叫，每个人都在用激动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在这里！我们赢了！我们是胜利者！”

8月12日上午，伞兵二队启程前往长沙。一、二分队乘坐三辆卡车紧随姜键队长的中吉普在前头开路，其他人员的汽车则间隔一两公里跟在后面。

这些道奇十轮卡车是通过“潭衡战区指挥部”调集过来的，开车的司机好像还不大弄得清状况，疑疑惑惑地问道：“是长沙的日军要投降了，还是整个湖南的日军都要投降了？”

伞兵们告诉他：“是全中国的日军要投降了！是全日本的鬼子全部都要投降了！”

卡车司机撇撇嘴：“切！空起吹……”

车队开过湘潭附近的时候，天上出现了几架盟军的飞机。那几架战斗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又猛地俯冲下来向城里的日军据点“哒哒哒”地扫射。

看见这个场景，卡车司机难免有点儿担心起来：“喂！你们知道日本要投降，可那边的日军知不知道自己要投降呀？”

对这个问题，伞兵们也有点吃不准了……

汽车开到长沙南郊的杨家山，正式进入了日军控制的区域。

公路边有个日军兵营，一大帮小鬼子正光着膀子在场坝上操练，“嘿哟——嚯哟”的整得蛮起劲，对轰隆隆开过来的国军部队不理不睬。于是，姜键队长就把吉普车停下了，伞兵们也纷纷下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全都对准了这群光膀子。

很快，从据点里跑出来一个日军大尉，手扶着军刀，撅起屁股敬礼。姜键少校就给他讲解我军的任务和政策，他讲一句，那鬼子就“哈咿”一声，从头“哈咿”到尾，却还是一脸的茫然，一句话也没听懂。

只好让刘盛亨分队长来做翻译。没想到刘盛亨这位“外语人才”是个半吊子货，平时模仿两句“枯啦”、“八嘎”还将就，一旦遇到这种专业性较强的政策词汇就傻了眼，吭哧了老半天，鬼子大尉越听越迷糊，最后还是把汉奸翻译官叫来才把事情说清楚了。

原来，驻扎在杨家山兵营的是日军第11步兵大队（大队长高宫正辉），他们已经接到了“国军洽降官员护卫队”将要进入长沙城的指令。但日军司令部原以为车队要在8月13日才能到达，却没想到伞兵们提前来了。因此，这位高宫正辉大尉就征求姜键少校的意见：是否需要立刻通知司令部派“引导车”来迎接国军？

姜键赶紧通过电台请示上级。国府特派专员的意思是“天色已晚，此时进城恐怕惊扰市民”，让伞兵二队原地休息，明天一早再进入长沙。

原地休息，在哪儿休息呀？当然是在日本军营里。

姜键对日军大队长说：“我看你的兵在操场上练得挺来劲，很好很好。这样吧，你们完全可以在训练场上歇息，营房就腾给我们住了。”

于是乎，当天晚上，伞兵们就在日军炮楼里东蹦西跳地寻开心，留下一群光膀子的鬼子兵坐在场坝里“咦呀——哭哇——”地唱日本歌。

第二天一早，日军司令部派来一个叫大西的中佐联络官，伞兵们兴高采烈地进了城。而那些在操场上哼唧了一宿的小鬼子却像霜打的茄子，再也没有继续操练的劲头了。

说起来，姜键队长对第11步兵大队算是很客气了。几天以后，杨家山兵营来了几支“别动军”游击队，一大群穿草鞋的农民不仅收缴了高宫大队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甚至把皇军身上的衬衫都扒了下来，活生生把几百位“太君”抢成了丐帮——那模样才真叫做凄惨呢。

伞兵进长沙的时候，国民政府的特派专员已经在城里了。

其实，这时候的长沙城里已经聚集了好几拨“洽降代表”。有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长官指派的18军（胡琏部）高魁元小组、有第九战区薛岳长官指派的99军（梁汉明部）王相国小组。另外，防线离长沙最近的93军（韩浚部）以及湖南省政府都派出了联络组，就连失踪一年多的前长沙市长王秉丞（1951年被镇压）也突然露了面，在岳麓区的新军路挂起了办公的招牌。

伞兵二队奉命协助的这路“特派专员”的旗号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组长是军统湖南站的站长金远询，副组长是蔡智诚的姐夫罗照。罗照这个人虽然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但却没怎么带过兵，他底子上属于中统，先是在“战地党政委员会”里搞政工，后来当了“军法执行总监部”的督察官，现在又跑到长沙来担任“接收大员”。

蔡智诚对自己的姐夫并不十分在意，他比较感兴趣的是联络组的另一位专员——挂着少将军衔的向恺然。

说起“向恺然”，也许知道的人很少，可提起他的笔名“平江不肖生”，名声可就响亮多了。向恺然是现代武侠小说的鼻祖，而且这位大侠和金庸先生还有所不同，人家本身是会武功的，笔下的一招一式全都有来历。向恺然是留学日本出身的，日语呱呱叫；他是湖南人，还担任过“长沙自卫团”的团长，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而且这时候他正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中国武士道》，说明其对武士道精神也颇有研究。因此，由他来出任这个“洽降专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让大家感兴趣的并不是向先生的学问，而是向大侠的武功。所以，每当遇到给向专员当扈卫的差事，伞兵们都抢着去，一个个兴致勃勃、聚精会神，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生怕一不留神，这位大侠就蹿到哪家的房顶上去了。

刚进城的头两天，伞兵们的任务主要是担任“洽降专员”的仪仗。

在当时，长沙城各路大员中最威风的人物，一拨是伞兵扈卫着的这一组，另一拨是18军高魁元[2]的那一组。因为这两个组不仅配备有美式装备的卫队，而且还有美国军官当随员。想象一下就知道，当时的长沙街头，前面开着敞篷中吉普，后面跟着十轮大道奇，身边还坐着美国大鼻子——那是个什么派头！

城里的牛鬼蛇神也瞧出了其中的门道，纷纷假借各种渠道向特派专员“表达敬意”。罗照督察官在长沙北正街看中了一套房子，人还没过去，房契就已经送到了手上，等他一进门，喝！连家具都换成新的了。

蔡智诚曾经在姐夫那里遇见过伪“长沙市长”唐令欧。这位唐市长又名唐天德，是日本士官学校17期的毕业生，曾经当过何键部的团长。日军占领长沙后，他不仅担任了伪长沙市长、“复兴会主任”，还署理过伪湖南省长。可他这时候却找到军法督察官，解释说自己是奉军统密令出任伪职的，还表白自己有惩治汉奸、救助美军飞行员等等大功劳。

罗照当面敷衍说：“很好很好，你们地下工作者都是无名英雄”。可等到唐令欧出了门，他就在屋里破口大骂：“戴雨农这家伙，自己干了缺德事，却让我来给他擦屁股！”

后来，唐令欧名义上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却没进监狱就到香港定居去了。他虽然能够化险为夷，得享天年，却也送了不知道多少礼，光是蔡智诚就从姐夫那儿转手捞到了一块“劳力士永动型金表”，也就是不用上发条的自动手表，在当时是十分新潮高档的玩意。

[1]曾有读者问马甲：国军是如何处理和对待日军战俘的？国共双方所俘虏的最高级别的日军将领是什么级别？说实话，我在这方面也属于孤陋寡闻。但既然被提问了，也只能抛砖引玉的讲几句，希望能够得到高人的指教。

应该说，国军对待日军战俘还是很不错的。广西和湖南战场上被俘的日军士兵一般都送到贵州镇远的战俘营，这个建筑群就设在镇远县城里面，如今是个旅游景点，里面有宿舍教室、礼堂操场，还有“反战同盟俱乐部”什么的，比一般的军营漂亮多了。

被俘士兵中的“朝鲜日本兵”一般都不算作战俘，甄别之后单独组队，经过整训穿上新军装——草绿色制服、船形帽——编入金九领导的“光复军”。这些人于1945年10月在天津集中，然后就由美国海军陆战一师用军舰送回朝鲜去了。

至于“国共双方所俘虏的最高级别日军将领”，以马甲所知，八路军方面，晋东南分区的武工队在正太铁路炸火车的时候，俘虏了一个“中将旅团长”铃木川三郎，时间是1945年的1月中旬，但后来又有人说这个“铃木中将”是伪山西省政府的行政顾问，属于“文官挂军衔”，因此这个“中将”难免有点儿含糊；不过，国军方面就更含糊了。据称，他们俘虏了一个少将军官，而且还正是在这次台源寺战斗中抓获的，讲得有鼻子有眼，是个“副师团长”、名字叫三木郎……可马甲我觉得日军编制中好像没有“副师团长”这个职位，而且我在1945年的湖南日军将官名册中也没找到“三木郎”是个什么人物，所以不免有点疑心是不是有人把少佐的肩章误看成少将了——除此之外，马甲就没听说过在战场上还俘获过其他的将军级别的日军军官。

[2]   高魁元，山东峄县人，黄埔四期生。曾任国民党395旅旅长、99师师长、18军参议官、18军118师师长、18军军长，到台湾后历任陆军政治部主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1968年升至陆军一级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