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中旬的那段时间，蔡智诚一直在“励志社总部”里吃住。

励志社总部就在中央军校的旁边，大致相当于一个高级俱乐部。当时，人们都把这栋建筑叫做励志“斌”馆，意思是这里实行文武结合，是武官们开展文娱活动的好地方。

“斌”馆的条件很不错，白天有美味的膳食，晚上有跳舞会。华灯初上的时候，南京城的社交名媛在大厅里袅娜穿梭，姹紫嫣红，莺歌燕舞，一片快乐升平的景象。不过，蔡智诚很少参加舞会，他一个当小兵的，不大愿意去凑那个热闹。

小兵不在意，当官的却很向往。

9月20日上午，姜键队长带领伞兵二队参观投降签字仪式现场。活动结束之后，一大帮中央军校的毕业生就站在励志社的大门口咬牙切齿：“娘的，老子当年读书的时候成天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进去开开眼界，现在总算逮着机会了！”于是豪情万丈、纷纷发表雄心壮志：“今天中午在这里吃！下午也在这里吃！晚上还要跳个西洋交际舞！”

蔡智诚只好去帮队长们办手续——励志社可不像“马祥兴菜馆”，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女人必须脸蛋漂亮，男人必须要有出入牌。

那天刚好是1945年的中秋节，到总务处开条子的人特别多。蔡智诚找到总务处长夏禄敏，趁他批条子的时候提出请求：“反正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你干脆让我归队吧。这样的话，我也可以陪队长他们痛痛快快地喝一回酒。”

可是，夏禄敏却说：“今天不能喝酒，晚上跟我去个重要的地方。”

“什么地方？非要今天去不可？”

“你别管，去了就知道，”夏禄敏还说：“你有西服没有？赶紧去找一套。”

蔡智诚是从湖南战区空降到首都的，哪里会带着什么西装。从总务处出来，把“出入卡”交给姜键队长，他就去寻找卖西服的成衣店。

南京是京城，京城的居民永远是世界上知识最渊博的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从国家大事名人佚闻到街井传言鸡毛蒜皮，无一不晓。京城的居民也是世界上最乐于助人的人，蔡智诚站在路口，刚把自己的意图讲了个大概，立刻就有一大帮男女老少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向他提供各种线索。

三分钟过后，蔡智诚就弄明白了：第一、西服应该到夫子庙去买，又好又便宜，保证不吃亏；第二、应该选定“亨生”、“培罗蒙”之类的优质品牌，而且必须认准是柯招才或者李宏德等“红帮大师”的作品，既海派又挺括；第三、不要怕砍价，高档西服进了成衣店就像千金小姐做了姨太太，没有那么尊贵了，一万块法币就可以敲定……

于是乎，蔡乡巴佬胸有成竹，跳上洋车直奔夫子庙而去。

夫子庙是当时南京城里最重要的商业区，这里既有高档的西餐馆，也有撂地摊的大排档，处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京城的人们总是显得很悠闲。早晨起来泡茶馆，一个烧饼一壶茶就可以从上午对付到下午，这叫“皮包水”；白天磕瓜子、听说书、品弹词、看杂耍，傍晚再去澡堂子里泡一泡，这叫“水包皮”，多么轻松自在。

京城的人们也很热情，看见国军上士就亲切地打招呼：“回来啦？辛苦啦”，好像蔡智诚是他们的老街坊似的。小孩子围着身穿美式军服的伞兵，兴奋地又唱又跳：“美国凶、美国狠，美国帮我打日本；一打打到日本家，日本急得喊妈妈；一打打到日本去，日本国里发瘟疫……”

自9月9日的受降仪式以后，新6军就解除了南京日军的武装，并且把他们全部移送到城外的战俘营里集中。这时候，首都的街道上到处耸立着庆典的牌楼，到处飘扬着胜利的彩旗，到处张贴着“和平”、“复兴”、“日月重辉”的标语，再也看不到日本鬼子的影迹，昔日的汉奸走狗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京城的市民们又一次骄傲地站立在自己首都的地面上，人民在扬眉吐气的同时，对凯旋而归的政府和军队充满了深深的感激。

蔡智诚在人群里东钻西窜，终于找到了一家成衣店。这店铺的门面不大，口气却不小，招牌上写着——南口北口皮货兼备，东洋西洋服饰俱全。

进了门，老板听说国军将士要买西装，立刻说：“啊哟哟！铺面上的不要看，统统配不上先生的气派……”接着就从柜台底下掏出个皮箱，打开一看，正是“培罗蒙”西服。

“道地上海货！英国料子、红帮师傅手艺”，老板吹嘘道。

“培罗蒙西服都是量身定做的，你这里怎么会有成衣呢？”

“嗨！这衣服都是那些人（汉奸）定做的，现在你们回来了，他们只好跑路，哪里还敢穿这么高级的衣裳……”

定做一套新的“培罗蒙”需要三两黄金，即便是成衣铺里的二手货也价值一万法币，相当于一根“小黄鱼”。不过，这是名牌服装，倒也物有所值。

穿上新行头回到励志社，人人见了都喝彩：“哟！好一位漂亮的小开。”

傍晚，蔡智诚跟着夏禄敏出门，他看见轿车的座位上还放着一个大木头箱子。

“咱们去哪里？”

“斗鸡闸4号。”

斗鸡闸4号位于汉口路附近，是何应钦的公馆。这栋别墅在战争期间曾经受到过飞机的轰炸，抗战胜利后，听说负责受降的人是何应钦，日本人连忙对何公馆进行维护装修，意思是想拍一拍马屁。可经过小鬼子这么一折腾，何总司令反而不好意思住进去了，到南京以后就搬进了西流湾8号的周佛海公馆，把斗鸡闸的公馆空闲了下来（后来租给了美军顾问团）。

中秋之夜，何公馆灯火通明。虽然何总司令并不住在这里，可楼上楼下照样聚满了贵州老乡，大家都在这里开“同乡会”。

楼上的客厅里坐着何纵炎[1]，他是何应钦最小的弟弟，也是蔡式超的同学，蔡智诚喊他“幺叔”。“何幺叔”是刚从贵阳来到南京来的，看见小蔡很高兴，说了几句长高了长壮了有出息了之类的客套话。

客厅里还有谷正纲[2]、牟廷芳[3]、刘健群[4]，以及其他几个陌生人。蔡智诚虽然没有和这些人打过交道，但知道他们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谷正纲就不用说了，他是中央政府的“接收委员会主任”；牟廷芳也不得了，94军奉命接收上海，接收完上海又去接收天津，两个大肉包子都让牟军长一个人啃了，真是富得流油。另外，刘健群当时正主管“甄别”和“肃奸”，一言九鼎、手握生杀大权。

至于何纵炎，那更是财神爷。

抗战期间，蒋委员长可以独揽政治和军事，但却控制不了经济。当时，全国的金融机构（四联总处）分为七大块，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家银行，储汇（储金汇业）、中信（中央信托）两个局，另外还有个“合作金库”，而这个何纵炎就是储金汇业总局的常务副局长。

在客厅里，蔡智诚听见这几个高官正在议论什么“平准基金”的事情。好像是中央从美国弄来了一笔款子，有几千万美金，官面的牌价是20法币兑换1美元，这简直就像是中了彩票一样。于是，不仅孔、宋两家带头抢购，就连其他官员也都想分一杯羹，这几个人来找何副局长，就是商量着如何才能多弄到一点美金指标。

蔡智诚上楼的任务是帮助夏禄敏抬箱子。这时候把大木箱打开，才知道里面装着的是岗村宁次上缴的物品。

箱子里除了字画和书籍，最显眼的有四样东西。一把日本军刀，上面标有金质的菊花纹饰和岗村宁次的名字，看样子是日本天皇赏赐给他的；一柄西周时期的青铜戈，已经断成了两截；一个镏金的老虎雕塑，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还有一副镶嵌着菊花徽章的马鞍子，大概也是御赐的物品。

客厅里的几位官员一边欣赏、一边发表评论，这表示岗村宁次已经决心马放南山，止戈罢战了。

高官们鉴赏战利品，蔡智诚既不能插嘴也不方便围观，于是就到楼下去玩。

楼下大客厅里十分热闹，一帮老乡正聚在一起煮火锅、吃螃蟹，餐桌上的中心人物是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5]和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龚愚[6]，另外还有何绍周的大舅子黄瀛，是个少将。

在这群人当中，韩文焕的路子最广，他是管抓人的，手里有全南京市的日伪档案，所以大家都向他打听“在哪里能找到汉奸的汽车和房子”。韩厅长嘻嘻哈哈地不肯说实话，还搪塞龚愚说：“你已经接收了十几栋房子二十多部车，怎么还嫌不够么？”

龚副厅长连连叫屈，扳起指头细数着这个司令那个总长的名头，辩解说自己虽然弄了不少房子和车子，可那都是“放牛娃儿牵缰绳——帮东家老爷干活”，忙碌到现在，他这个少将副厅长的头顶上还没有一片瓦呢！

说来说去，轿车洋房的数量毕竟有限，大家更关心的还是如何抢购物资。

在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定的规矩，法币与伪币的兑换比价是一比二百，这样一来，南京上海的物价就要比西南大后方便宜得多。以黄金为例，昆明的金价是六万五千元一两，而南京的一两黄金才卖一万块，蔡智诚的月饷是两万法币（相当于新6军的中尉），在云南只能买个手镯子，到南京却能换两根小金条。

其他东西也便宜，什么棉纱、丝绸、煤炭、粮食……价格都只有云南四川的四五分之一，人人都知道这些东西很快就会涨价的，现在多买一点，过些天就能有几倍的利润。可是，接收大员们到南京来的时候最多也不过带了几十万块钱，采购一番就囊中羞涩了。于是，大家一边吃螃蟹一边又商量着怎么找何纵炎贷款。

蔡智诚这时才明白了何家这场聚会的含义。原来，楼上的那几个人是来找美金指标的，而楼下的这一帮人是来弄法币贷款的，什么“同乡聚会”，其实是“千里做官只为财”呀。

整栋房子里只有一个女人对“金子”、“房子”、“车子”和贷款之类的事情毫不关心，她跑来跑去的为大家端菜斟酒，笑盈盈地奉承这个奉承那个，就连蔡智诚也被她夸奖了好几句。

蔡小伙子被这份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莫名其妙，悄悄打听：“这女人是谁呀？”

龚愚笑得很暧昧：“你当然不知道了。人家是早年的遵义城关一枝花，年轻的时候俏式得很呢。”

原来，这女人也是遵义老乡，她的丈夫是陈群（国民党内政部长，附逆后出任汪伪政府的考试院长）的秘书，抗战期间跟着陈群当了汉奸，曾经担任过江苏什么地方的专员。日本投降后，陈群自杀了，专员大人也吓得躲起来不敢露面，只好让自己的老婆四处钻营，托关系帮他消灾，真是既可笑又可怜。不过，经过太太的一番努力，该专员还真的化险为夷了。不仅没有判罪，还被派到台湾去当了个教育局长——到底是“城关一枝花”，办交际的能耐确实不小。

在这个中秋的夜晚，蔡智诚的肚子吃得很饱，心里却很不舒服。

从何公馆出来，坐在汽车里，夏禄敏笑着问他：“怎么样？没想到在南京有这么多贵州老乡吧？”

蔡智诚没有回答，心里却暗自嘀咕着：“什么老乡？南京城里还有个更著名的贵州老乡马士英呢，再这样搞下去，大家全都跟他一个样！”

参加受降仪式的仪仗兵大多都留在了“陆总”，但蔡智诚却选择了归队。当时，他正考虑着要不要退伍，所以对养尊处优的司令部后勤工作不感兴趣。

伞兵回到二队，姜键队长十分高兴。他拍着蔡智诚的肩膀说：“好兄弟，真不错。快换上西装，我带你去阅兵！”

阅兵？阅什么兵？

十几个人挤在一辆中吉普上，径直冲到了夫子庙。军官们嘻嘻哈哈地走向码头，登上一条大号的楼船，蔡小伙这才明白，原来是要“艳游秦淮河”。

蔡智诚以前没有来过南京，但他很早就已经从诗歌和散文里知道了秦淮河的名声。在他的想象中，秦淮河应该是迤逦的画、哀婉的歌，是俞平伯笔下的“灯月交辉”和朱自清文中的“烟霭朦胧”，而且，秦淮河的歌女也应该是清雅的、娇柔的、才艺兼备的，粉白黛绿之中还带着几分书卷气……

可刚走到河边，蔡智诚就失望了。放眼四周，所谓“蜿蜒的”河道其实是狭窄的水沟，所谓“碧阴阴”、“厚而不腻”的河水其实黝黑一片，还咕嘟嘟地泛着泡沫，散发出令人生厌的恶臭。登上画舫，甲板前聚集着一群女子，尖利的嗓门、傻傻的笑，艳红浓绿吵闹泼辣，哪里显得出“袅娜的倩影”和“梦幻般的情丝”，简直活脱脱的一个人肉市场……蔡大学生几乎快要崩溃了。

不过，姜键他们倒显得非常满意。一帮人翘着二郎腿坐在太师椅上，饶有兴趣地视察着妓女们列队而过……

哦，闹了半天，这就是“阅兵”呀！

伞兵们在秦淮河“阅兵”挺开心，可没过几天，何应钦总司令也要阅兵了。

1945年的10月10日，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国民政府决定在首都南京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内容就包括大阅兵。

那天早晨，伞兵部队在南京大校场机场（军用机场）集合，分成三个批次登机，然后飞到明故宫表演空降。机场上来了许多记者，“喀嚓喀嚓”地拍相片。据说，在伞兵们降落的地方还有电影公司等着拍电影，这让蔡智诚觉得十分好笑——自己总共只跳了三次伞，第一次是训练，第二次是打仗，第三次就可以上电影了，真是进步神速。

只可惜，蔡智诚当天的落地很不理想，他掉到机场外面去了，等他好不容易跑到召集旗跟前，新6军已经开始操练分列式。

“双十节”这天，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广场上树立着中美英苏四国领导人的巨幅画像，画像前面搭了一个巨大的检阅台，在台上校阅部队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

担任阅兵指挥官的是新6军新22师师长李涛（后任新6军军长，辽沈战役中被俘），新22师的全部人马都参加了分列式。整整一个师的部队在大街上开步走，场面确实十分壮观。

受阅队伍从明故宫机场出发，走到新街口检阅台，实际上就是沿着中山大道行进了三公里。走在队列前头的是军旗护卫队和师长、副师长，然后依次是军官队、骑兵队、步兵团、战防炮营（由24辆吉普车牵引）、山炮营（用骡马拖拽）、通讯营、辎重营（战车部队）……伞兵部队乘坐着卡车接受检阅，经过标兵位置的时候，军官大吼一声：“敬礼——”顿时军乐大作，全体官兵向校阅台行持枪礼，那架势真是有模有样。

新6军第14师的部队在中山路两侧担任警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个个威风凛凛。拍照片的记者和拍电影的摄影师在人群之中跑来跑去，气氛激动人心。后来，这些场景都被收进了一部记录片，片名叫做《还都南京》。

[1]   何纵炎，贵州兴义人，曾就读于厦门大学和美国西南大学，历任国民党邮政储金汇业局经理、常务副局长、局长，1949年去台湾后担任邮政总局局长等职。

[2]  谷正纲，贵州安顺人。柏林大学博士，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社会部部长、京沪杭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内政部部长、国民大会秘书长等职，1993年病逝。

[3]  牟廷芳，贵州遵义人，黄埔一期生，毕业后受派赴日本步深造。曾任国民党121师师长、94军副军长、军长、天津警备司令，1947年弃戎闲居。1953年病逝于香港。

[4]  刘健群，贵州遵义人。早年任何应钦的机要秘书。后历任武汉行营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官学校政治主任、军委会政训处处长，参与创建复兴社和三青团并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1948年后当选“立法院”副院长、院长，1972年卒于台北。

[5]  韩文焕，贵州安顺人，黄埔三期生。曾任国民党宪兵三团副团长、宪兵司令部警务处长、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南京（首都）警察厅厅长、贵州任省保安副司令。1949年在香港寄居，1986年病逝于加拿大。

[6]  龚愚，贵州遵义人，四川大学毕业，后赴英国学习炮兵技术。曾任国民党炮兵学校教官、炮兵团长、蒋介石侍从室参谋、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陆军第六署署长，去台湾后担任步兵学校校长、陆军参谋长、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教育长等职，1976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