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2日，正当闸北巷战激烈的时侯，上海市第二次市民大会热烈而隆重地举行了，到会团体千余，代表4000人，大会产生了19名上海市政府委员，顾顺章与罗亦农、汪寿华、林钧、何洛、侯绍裘、李泊之、丁晓先、王景云等9位中共党员名列其中(另10位为钮永建、白崇禧☆杏佛、谢福生、陆文韶、虞洽卿、王晓籁、王汉良、郑毓秀、陈光甫)。⒆

第二天，历史悠久、品位高、销量大，影响力强的《申报》在明显的位置上刊载这道新闻。顾顺章在上海名声鹊起。

这时的顾顺章有点飘飘然和忘乎所以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本性时有发作，他的亲信手下也出现了良莠不分的情况了。

中共是个很敢于与自身不良倾向作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中央发觉这个苗头，未雨绸缪，马上提出批评，采取措施。3月23日晚上9时，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特委会议上指出：“现在纠察队分子非常复杂，要严密改编。”

陈独秀完全同意罗亦农的意见，毫不客气地说：“要把复杂分子从工人纠察队中淘汰出去！” ⒇

顾顺章心里明白这是冲着他来的，虽有怨气，但在陈独秀严厉的眼光审视下，不敢吭一声，表示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命令，收敛自己不良行为，整齐革命队伍。

1941年春，李昂（朱雅零），这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中共领导机关工作担任秘书的中共叛党分子在重庆北碚疗养院著写了－部谎言与事实掺半的书――《红色舞台》，他评价道：“顾顺章是上海的一个流氓，正和其他的流氓一样，他有着狼子野心，党因为他会在党里面的地位很高，所以极力利用他。上海的三次暴动的时候，他是上海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总队长，负一部分暴动的指挥责任。那还是陈独秀的时候，陈独秀以一种完全利用他之所长的手段来驾驭他。在党内，他是完全没有地位的。”（21）

既然是会讲不尊重事实的话，讲的话就不一定准确。其实，顾顺章是够受中共重视的。从他1924年秋加入中共至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其入党时间约二年半，由一个普通的工人党员提拔为中共中央特别军委委员，名次排列于周恩来之后，又担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上海总工会常委、上海工人纠察队负责人等职，又被中共推为上海市政府成员，与国民革命军高官白崇禧、国民党高官钮永建、上海巨商虞洽卿、中共高官罗亦农等并驾齐驱。顾顺章在中共中有没有地位，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顾顺章是个凡人，他是从上海滩浪迹中加入中共，流氓无产者以及江湖哥们义气之类的毛病自然存在，只要这些毛病对中共事业发展无大碍和没有造成直接明显的损害，只要中共能对他严加教育和引导，这也没有什么，完全可以重用，可以在革命工作中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克服。

根据中共中央特委会于1927年3月25日上午开会决定的内部分工，由顾顺章统一指挥上海工人纠察队。

3月29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但白崇禧、钮永建、陈光甫☆杏佛、郑毓秀、谢福生6人拒绝参加，顾顺章及其他12人如期参加正式就职上海市政府委员。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和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驻上海后，上海方面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步明显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不断制造反共借口并把中共掌握的武装上海工人纠察队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蒋与我们争斗的中心问题，为解除上海总纠察队武装问题。”上海工人纠察队对中共来说非常重要。中共中央在这段时间来加紧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建设，决定由顾顺章统一指挥上海工人纠察队也是其中一个重大举措。顾顺章可谓是授命于危难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