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留下遗书二封：一封给妻子李文宜，要她“学我之所学，以慰我”；一封给中共中央：“勉励在外同志继续奋斗”。

4月22日早晨，顾顺章机警地找到罗亦农夫人李文宜的寓所，敲门叫醒李文宜。李文宜，又名李哲时，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1927年夏天在武汉与罗亦农结婚。到了上海后与罗亦农聚少离多，为了逃避危险，在罗被捕前还分开居住。

丈夫遭受不幸，被捕入狱，生死未卜。一星期来，李文宜牵肠挂肚着丈夫，祈求能平安无事，早日出狱。她焦思苦虑而失眠，加上妊娠期不适，整个人一下子憔悴了许多。顾顺章低声地告诉她：“快到龙华去，在有条马路上面有文治大学四个字的地方，你去看看电线杆上贴的什么字。”

顾顺章不敢将罗亦农被害的噩耗马上直接告诉李文宜，他们新婚燕尔，担心她会经不起这重大的打击。其实，在罗亦农被害后，顾顺章已命令特一科将罗亦农收殓埋葬了。

李文宜叫了出租汽车，往龙华方向驶去。快到龙华时，看到文治大学四块方形铁牌，一字一块悬在一条马路口上方一根横的铁丝上，她就下车找到电线杆。只见一根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布告，写着：“奉蒋主席令……共党要犯罗亦农立即枪决。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4月21日。”李文宜看着，眼前忽然一片空白，整个身子颤栗着，双腿好像不听使唤了。

“必须找到亲人的遗体！”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她产生一股坚强的意志，她用手扶住电线杆，支撑着身躯，歇会儿，在装扮成司机的特科人员护卫下，顺着马路前行。

在马路右边的凹进去一块草地当中有桌面大的一汪鲜血，旁边地上斜倒在那儿有一个写着“共匪要犯罗亦农”的纸标，还有一方折叠整齐的洁白手帕，这是李文宜送给罗亦农的定情物。李文宜再也撑不住了，瘫倒在地，右袖筒掉进血泊里，司机赶紧把她拉起来。

尽管是阴雨绵绵，凄厉悲痛的哭声还是引来了不少的过路人，其中有一位穿黑色衣服、背上背着一个不大的蓝布包的庄稼汉长叹一声，请李文宜到不远的他家里休息一下，告诉她行刑是昨天下午2时。李文宜问他临刑时的情况和尸体在什么地方。他说：“临刑前听到大声喊什么万岁吧，我听不懂。尸首不知是不是善堂收了，我可以领你去看。”

李文宜跟着庄稼汉仍顺着这条马路走不多远，看到右边一块土上，矗立着一堆黄土新坟，坟头上栽了一把青草。李文宜心里明白烈士是组织上收殓的，看到亲人已有个“安身之地”，向那位庄稼汉道个谢，凄然伫立许久，乘车回去，向顾顺章汇报并请示党组织迁葬烈士遗体。

不用李文宜请示，特一科已有打算。不久之后，特一科备好棺木和衣服，派人挖出了原来葬的薄板棺材。启棺后，由于烈士面部被枪击后已完全变形，难于辨认，但从腿上的松紧带、衣服、枕上的毛背心等也可以证明是罗亦农的遗体。于是，将烈士遗体重新入棺后，抬到安徽会馆，佯称是安徽籍死者要停放在那里。

处理罗亦农的后事尚未了结，特一科在找准时机。

1930年春，中共中央要特科完成罗亦农等烈士的迁葬问题，特四科科长李强负责此事。李强偕同李文宜、邓颖超和邓颖超的妈妈到安徽会馆认了棺木，然后抬到上海江湾公墓，与苏兆征的遗体埋在一起。李强以“曾幼范”具名，在烈士墓前立下了“姚维常、毕觉之墓”。前者为苏兆征的代名，后者罗亦农。

罗亦农的遇难，激起了中共上下对叛徒何家兴夫妇的无比愤恨。同时，这一对叛徒夫妇还掌握了党的大量机密，对党组织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打点行装，准备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的周恩来指示当时在中共中央看家的李维汉和邓小平共同商定了严惩叛徒的决策。

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楼上和顾顺章接上了头，商讨行动计划。从公情和私情，顾顺章对罗亦农被害是非常悲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