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经过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在街上碰见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但是，不幸又向他袭来，从他表弟刘杞夫传来了他妻子傅凤君在长沙被害、一周岁的幼子无人照顾、弟弟颜昌杰虽然出狱却病魔缠身等不幸消息。

邢士贞，又名郭瑞生，山西汾西县人，1903年生。1927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捕时为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干部、士兵运动负责人。

张际春，湖南醴陵东一区珊田冲人，1904年生，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加入中共。第一次东征攻打淡水城时任敢死队队长，光荣负伤。参加北伐战争，任叶挺独立团副营长。1926年冬赴苏东方大学学习，后到列宁格勒军政学校学习。1929年春回国。领导1929年“五·一”大罢工和“八·一”示威游行，被捕时为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

白鑫，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巡捕不费缚鸡之力将6人擒获了。但值得庆幸的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原来也要来参加会议，临时遇到要事而未到会，方得幸免。

彭湃等6人被捕前2个小时，亦即8月24日下午2时许，鲍君甫上班时，才获悉巡捕房这一行动计划。可惜，要通知特科报警已来不及了。他当即向巡捕房了解到这是由中共内部出叛徒告的密。这个叛徒是与国民党上海市党CC特务分子、市委常委范争波直接联系的。这样就使鲍君甫无法事先掌握信息。

陈赓很厉害，很快通过国民党内部和秘密渠道得到消息：出卖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是军委秘书白鑫干的。

白鑫，湖南常德人，1903年生。1926年初就读于黄埔军校第4期步兵科第1团第2连，1926年10月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军委前身），一直受到中共的信任和重用。1927年12月参加广州暴动，起义军转移到东江任红四师第10团团长，与党代表徐向前搭档过。徐向前对他“打起仗来往后跑，身上还带着很多银元”的作风，很有看法，曾向特委建议开除他，撤他的职。特委书记彭湃以“君子爱以以德”之心待之，没有及时给予适当的处置。1928年6月，随彭湃≌昌颐、袁国平之后，跑到上海，任军委秘书。凡是军委的一切会议，都由他遵照周恩来和杨殷的指示具体组织实施，是军委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早在出事的一个月前就通过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的胞弟白云深联系，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并表示他有方法将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

彭湃等人被捕事件震惊了中共中央。这时中共中央正忙于处理朱毛争论、与陈独秀反对派争论、筹划与广西俞作柏、李明瑞合作等重大问题。尽管如此，中共中央还是把营救工作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彭湃等人被捕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特委紧急会议，研究营救方法，决定在英租界工部局巡捕引渡到国民党公安局的途中，用武力抢救，具体工作由顾顺章负责落实。

捕房原定8月27日押解引渡，诡计多端的硬捕突然改变计划，提前一天行动，使红队来不及准备和搞不清动向。

帝国主义为了欺骗民众，体现他们西方的“法治”精神，于8月26日在租界临时法院公开审判，做出一番“法律程序”。

在审问时，只有彭湃☆殷≌昌颐、邢士贞、张际春到堂。法院居然能按“罪犯嫌疑人”的真名逐一询问，显然是白鑫出卖的。

引渡时，国民党戒备森严，以铁甲汽车武装护送，解入城内公安局侦缉队的拘留所。

营救的方法只有当敌人将彭湃等人从公安局解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途中，实行武装劫救。特科一面派李强住到侦缉队拘留所附近一家小旅馆里进行侦察和监视，一面设法将组织上准备武装营救的消息告知彭湃等人，以让他们早做准备。

彭湃等人被押到公安局的当晚受审讯。鲍君甫参加“陪审”。他带了一个彭湃认识的特科人员进去，站在他的背后。他在“审讯”时装得样子很凶，骂得很厉害，但是非常巧妙地把特科的意图向彭湃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