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暗中调查，对号入座，颇费一番周折，才查到确有其人，该人正是在中共中央军事部门工作并认识周恩来。又是一个白鑫式的人物。多亏鲍君甫预先提供这个情报，多亏特科及时发现这个危险的叛徒。

鲍君甫终于在南京路一家邮电局与黄第洪接上了头，暗号是两个人均拿着一个皮包和一份当天的《申报》。叛徒的行踪终于被鲍君甫掌握了。

比黄第洪从苏联迟到上海20天的周恩来一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敢马上相信的：周恩来命令特科再做一番仔细调查，特科经过周密调查和认真研究鲍君甫所介绍接头人的相貌和口音等情况，证明黄第洪向蒋介石自首属实。周恩来下令鲍君甫稳住黄第洪，命顾顺章伺机下手镇压这个叛徒。周恩来感叹说：“我方的黄埔早期同学并不多，他们都是我们党军事指挥员的后备力量和宝贵的人才。但是，黄第洪叛变投敌证据确凿，手下留情，后患无穷。对他实行组织纪律这是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呵！”

黄第洪以为中共还蒙在鼓里，但他在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深知中共特科侦查手段的厉害，也因为做贼心虚，惶惶不可终日，走马灯般地搬家变换地址。鲍君甫两次约他到指定的地点约会，他都不敢去。他一心一意想的是：只要抓住周恩来，就是投靠国民党蒋介石的最大进见之礼，不这样做的话，同是黄埔一期的都是搞政工耍嘴皮子的，恐怕无法赶上当年彼此的同学邓文仪、曾扩情、袁守谦之辈的地位。他知道要见到周恩来是不那么容易的。因秘密工作的规定和白鑫叛变的教训，已使中共领导人比以前更加小心谨慎。他设下圈套，写信约周恩来在先施公司旁边的邮电局里见面，声称有中共党员在苏留学的重要情况要汇报和请求调动工作，信中还假惺惺地表达他渴望像“刘云、陈启科诸同志，奔赴苏区，从事武装斗争，学以致用，报答党恩”的迫切要求。

这种无耻的叛徒还敢以对中共忠心耿耿，英勇顽强的刘云、陈启科相提并论。

刘云、陈启科都是黄第洪的老乡和黄埔一期同学，他们已于黄第洪决心叛党的同时在武汉先后被捕牺牲。

不怕你不来，唯恐你不敢来啊！周恩来很快答应赴约，黄第洪信以为真，一直做逮住了周恩来，自己能飞黄腾达的美梦。

黄第洪乖巧狡猾，头脑一直在为周恩来见面的事运转。赴约那天，他突然改变主意，中途而返。他觉得与周恩来这样“重要人物”约会，特科肯定会派“重兵” 保卫；再说，周恩来才智过人，自己决非他的对手，他没有十二分的把握，不会轻易答应赴约，自己又不可能带太多的特务随身保护，两方斗起来，自己也是逃脱不了的。吃不到鱼，反而沾得一身腥味。再说，会不会有诈？

黄第洪这考虑只对了一半。周恩来正忙于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筹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根本没空，也不值得亲自出马会见黄第洪。他已交代由顾顺章全权处置这事。

此后有一段时间，黄第洪始终不敢再抛头露面了。这时，他如果改弦更张，放弃诱捕周恩来等人的计划，离开上海到南京，安分守己，不做对中共太缺德的事，就不会有被中共清除的危险。但是，他包藏祸心，好大喜功，不诱捕到周恩来不死心，仍然留在上海，伺机下手。可惜，黄第洪自己不清楚，他人若在上海，特科绝不会放过他的，对于这颗“定时炸弹”，必须清除，否则祸患无穷。他已经是苟延残喘，时日不多了。特科加紧侦察，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址。

初冬一个黄昏，两个戴礼帽，穿着浅兰色大褂的大汉，自称为黄埔同学突然闯入黄第洪的住处，黄第洪感到惊讶，还以为是南京蒋介石派来的“自新同学招待所”的干部要带他到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