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要他读《刘盆子传》，其中另一层意思，无非是告诉他，靠别人来扶持是靠不住的，如果你靠在别人身上，那只能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将来谁来当领袖，或许还是要在斗争中形成的。刘盆子最终是随赤眉军退出长安以后，一起当了光武帝的俘虏，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在那时，谁都想不到它会变成了对王洪文的谶言了。光武帝刘秀是在斗争中形成自己地位的，扶是扶不起来的，靠别人扶，那就是刘备的儿子阿斗了。尽管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辅佐，他最终还是被送到洛阳，说“乐不思蜀”以图自存，岂不可悲。楚怀王的孙子熊心，实际上也就是这样的人物，是项梁扶他起来，项羽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之所以没有马上收拾他，也只是碍于各个山头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这个傀儡来平衡一下，等项羽称霸王时，楚怀王孙心便成为多余的了，项羽就让英布把他淹死在江中。最终王洪文只能是如楚怀王孙心那样的悲剧人物。

对王洪文当时的处境我还是同情的，七二年十月间，王洪文在上海要找《后汉书?刘盆子传》来读，我只是感觉不是好兆头，还没有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时他刚去北京，没有安排什么实际职务，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大召开了，他的职务和地位变化，他势必成为矛盾的焦点了。毛泽东在七六年一、二月间，与毛远新谈话中说：“王洪文当时提得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这话还是恰如其分的。在一般人心目中，王洪文作为造反派的头头应该是头上长角一个无法无天的人，其实不然，一九六七年安亭事件时，他也不是冲在第一线的，冲在第一线的是潘国平、耿金章、谢鹏飞他们，他是在幕后决策的人，另外他不是造反以后入党的，早就入党了，是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出身。在那么多造反派头头中，他比较听话，在联系上中央文革的张春桥以后，他是事事都去请示张的人。后来进中央以前，他在上海事事都是依靠张春桥的，张春桥去北京，他在主持上海工作时，是马天水起关键作用。毛泽东问张春桥关于王洪文的情况，张当然只能说好话。毛泽东不会知道他在上海靠张春桥扶着他，还有马天水这样的老干部左辅右弼地帮着他。人有二种角色，一种是令者，一种是受令者；令者是决策者的角色，比较有独立判断的精神；而受令者能很好地贯彻令者的意志，在实施过程中取得实际效果。毛泽东是令者，周总理是受令者。如果既不能令，又不受令，那绝物也。王洪文的才能他只能是一个受令者。后来让他去中央也不是他伸手去要的，周总理又很快病倒了，毛那时又重病在身，不能事事都去请示，即使毛泽东讲话了，也有一个理解的能力，和实施的水平问题，现在一下子把他从受令转变为发令者，突然要他去掌控这样的局面，现在他与张春桥的地位，两个人倒过来了，他不能再事事去请示张春桥，张也不能对他发号施令了。他怎么应对得了呢？那里的情况远比上海复杂，且是没有左臂右膀相助的局面。说实在的，要他主持好一次政治局会议也很困难呀！讲的每一句话要看看两边的颜色。高处不胜寒啊！他的结局，也许只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那个命运，也许他的结局只能如此。听说，他发过牢骚，称这个活儿不是人干的。我们知道，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固然需要有一个有威望的好带头人，更需要班子中所有成员之间团结一致、思想一致、互相协调。有矛盾并不奇怪，问题是要有能力妥善处理矛盾，且大家都有顾全大局并能委曲求全的观念，在那时最缺少的就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