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矛盾也是好事，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经过风风雨雨几十年的斗争，成为执政党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为民而执政，如何保持往日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如何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可不能躺在父辈过去的功劳簿上酣睡，把执政视作我之产业，借之以奉我逍遥之花息。可不能因此而变成群众革命的对象，更不能变成敌对势力分化瓦解的对象。那么让大家多知道一点兴亡的故事，多知道一点分裂时期的战乱和痛苦，可以更加明白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可贵而珍惜之。多知道一点由盛而衰的历史，对我们有益。历史从来没有长盛不衰的事，懂一点这方面的教训，能益人心智。中唐文学的发展，是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而衰，时人对盛唐时期安定生活的追思和怀念。李白和杜甫的诗，白居易的《长恨歌》，都离不开那个时期世道的剧变。由于中国历史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读史应有所选择。

再说政治家读史，与史家的读史，二者有同有异。政治家读史，是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史为鉴，也就是以古人成败得失为鉴，他并不要求系统地研究，他把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案例来思考和借鉴。所以往往可以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构起他独特的联想。毛泽东读史，一方面他系统地读，反复地读。他读《资治通鉴》十七遍，读廿四史，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都很熟，过去介绍毛泽东读史的书很多，只是说他读了什么，读了多少遍，介绍他如何挤时间读，而没有介绍他是在什么时候读什么，他为什么读这个篇目。要知道他对历史的关注点，往往随形势的变化而跳跃。他推荐别人读史，都是有感而发，有所指而为。如他在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之后，六月在武昌重读《南史?陈庆之传》及《南史?韦睿传》，是为了应对苏军进攻的。他能从《南史》中挑选这几篇传，是他长期读史积淀的结果。史家则比较强调在系统和完整地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事件和人物作出比较全面的记录和评价，强调对史实的订正。修史，无论是编年、纪事还是纪传，强调的是完整、系统、全面地掌握资料，和准确地进行表述，这需要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和长年累月的积叠。政治家则没有那么多功夫去这样做。然而这二者又是互相呼应的。史学，作为学术，有它相对独立的一面，但它不可能与政治绝缘，关键是它为什么服务的问题。脱离现实需要钻象牙塔可以由少数人去做，但毕竟不是史学发展的方向。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经常会成为毛泽东关注的对象。史学家也应该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一个个案例，对其利弊得失作一点细微的分析，既能提高人们读史的兴味，又能供人们去参考借鉴。史论式的札记便是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它对后人认识历史还是非常有益的。刘邦和项羽这两个楚汉风云变幻中的历史人物也是毛泽东一再关注的人物，他们一成一败，都是乱世英雄。既然同学们点名讲刘邦（这是我三年前上课给学生发的讲稿，故作如是说），那我们在下面先说一下刘邦其人其事，顺着这个次序谈秦汉之际楚汉相争的历史过程，及其如何稳定他所创建的“规模弘远”的汉王朝。从刘邦和项羽这二个历史人物的历史遭际讲，他们的成与败、得和失，有鲜明的对比性。或者从历史事件讲，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人们反复思考。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关注到这两个人也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