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她的人都说她过于乐观，以她那种生活方式，三十岁恐怕就到头了。

一个以露丝为核心的小圈子逐渐形成。对露丝母亲来说，这些作家都太过怪异，而在她哥哥看来，他们太激进了。在纳粹分子和不满分子眼里，在酒鬼们和在性别或者经济上被边缘化的人们眼里，《土生白人文坛》杂志变成了硬性的参照点；露丝·门迪鲁塞变成了人们的伟大妈妈以及阿根廷新诗的女教皇。这把作家协会吓坏了，非要灭了他们不可。

1958年露丝再次恋爱。这一回选中的对象是一位二十五岁的画家，金发，蓝眼，愚蠢到了令人无言以对的程度。二人的关系持续到1960年。这一年画家去了巴黎，拿着露丝通过哥哥胡安弄到的奖学金走了。情场上的再次失意成为她孕育大作的动力。她出版了长诗《阿根廷绘画》，分别从收藏者、艺术家的妻子、早年当模特的角度，回顾了她与阿根廷画家不大和谐的关系。

1961年结束第一段婚姻之后，她与诗人毛里西奥·卡萨雷斯结婚。此人是《土生白人文坛》的撰稿人，是自己命名的“新高乔诗歌”的创始人。这一回露丝接受了教训，立志做个模范妇女。她把《土生白人文坛》交给丈夫打理。（这个安排引发了与胡安·门迪鲁塞的许多争执，他骂卡萨雷斯是窃贼）。她放下了写作，一心一意要当贤妻。由于卡萨雷斯主编《土生白人文坛》，纳粹分子、愤青、问题青年很快纷纷成为“新高乔诗歌”派。胜利让卡萨雷斯冲昏了头脑。有一阵子，他甚至以为再也不需要露丝和门迪鲁塞家族了。他认为机会到了，便对胡安和埃德米拉发难。甚至敢蔑视自己的老婆了。很快一批新的缪斯女神出现了，拜倒在强劲的“新高乔诗歌”主张下的年轻女诗人们吸引了卡萨雷斯的注意。一度表面上不在意丈夫活动的露丝，突然再次爆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大报纸对此有详尽记录。此事的结果是卡萨雷斯和《土生白人文坛》杂志社的一名编辑受了枪伤，住进了医院。编辑受了轻伤。卡萨雷斯住院一个半月。露丝的遭遇也不见得有多好。她冲着丈夫和丈夫的朋友开枪后，躲进卫生间，一口吞下了小药箱里全部药片。这一回，欧洲之旅的确势在必行了。

1964年露丝住了几家疗养院之后，再次给了她为数不多但十分忠诚的读者一个惊喜——新诗集《如同飓风》问世，里面有10首长诗，计120页，由女诗人苏西·达马托作序（几乎不懂露丝的诗句，但她是露丝所剩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之一），由墨西哥一家女权主义出版社出版。出版者很快因为不该寄希望于一个“著名的极右分子”而后悔不迭，他们不了解她真正的党派所属，尽管露丝的诗行里不影射政治，然而某些比喻总是不合时宜地出现（比如：“内心深处我是最后一名纳粹”）。这本诗集一年后在阿根廷再版，获得一些好评。

1967年露丝终于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一个神秘的光环罩在她头上。在巴黎，朱尔·阿尔贝·拉米斯翻译了她的全部诗作。露丝身边有个年轻的西班牙诗人，名叫佩德罗·巴尔维罗，给她当秘书。露丝叫他小佩德罗。这个小佩德罗与她的阿根廷前夫和情人完全不同，他殷勤，办事专心（也许有点粗鲁），最重要的是忠诚。露丝重掌《土生白人文坛》大权，还领导一家名为“受伤的老鹰”的新出版社。很快就有一群追随者围在了她身边，歌颂她的所有想法。此时她体重100公斤。长发留到了腰间，很少梳洗。衣服很旧，常常是衣衫褴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