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河清极推重钱钟书的《谈艺录》和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认为它们是“叩开中国古典艺术文化宝山之门的钥匙”胡河清：《中国文化的诗性氛围》，《胡河清文存》，第199页。。

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苟六艺之未亡，或六丁所勿取；麓藏阁置，以待贞元。时日曷丧，清河可矣。”可见《谈艺录》实在是钱钟书自视甚高之作。他之所谓“麓藏阁置”正如胡河清所持观点相同：“许多古典文学的大师都是靠‘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而传世的。”胡河清：《面对诺贝尔奖》，《胡河清文存》，第97页。胡河清之于钱钟书，或正为其书之传人，他的博士论文《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钟书人文世界探幽》正是对钱钟书所期“时日曷丧，清河可矣”的回报。为此，钱老还以抱病之躯致函河清：“‘刁无锡’称，大有追寇入其穴之致；整篇亦诙诡多风趣，不同学院式论文。然不才为博士论文题目，得无小题大作，割鸡用牛刀乎！惺惺不胜，草此报谢。”钱钟书：《致胡河清信》，转引自《胡河清文存》第178页。

胡河清指明了钱钟书谈艺风度的“逸兴”与“沉哀”，实在是看出了钱氏的魅力之所在。若非“逸兴”，不见其情致；若非“沉哀”，不见其深厚。唯二者融贯，方见真功夫也。

然胡河清虽知其为文而不知其可为人，他自顾追求“逸兴”而忘了用“逸兴”拂去“沉哀”。胡河清在好多处提到了《周易》睽第三十八，指出了此卦所含的对立统一的诗意特征。就此，钱钟书亦有论述：“睽有三类：一者体乖而用不合，火在水上是也；二者体不乖而用不合，二女同居是也——此两者皆睽而不咸，格尔不贯，貌合实离，无相成之道；三者乖而能合，反而相成，天地事同，男女志通，其体睽也，而其用则咸也。”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6页。

那么胡河清属于哪一类？他也明白“知其雄，守其雌”的微言大义，却没有守护好自己的薄弱之处，一任生命走向终极走向灵地。胡河清阴阳二气乖而不合，窃以为他骨子里藏着太多的幽怨和悲观，只是在文章中极少显露而已。或许这与鲁迅先生当年的处境相同，他一方面呐喊，一方面彷徨，他也失望也颓丧，却于文字间立铮铮铁骨，以责任和良心对待世人。胡河清不会没有这种倾向，他文字里的坚强实乃对古楼里的苦闷所做的救援和慰藉。他寄兴文章，是为逃避心灵的重压。可这种重压来自哪里？是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吗？你不能排除大气候的影响，而最不容忽视的还是胡河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