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子那里,大地低沉,天空高远,麦子扎根大地,直指天空,诗人则承担着痛苦,不断地向着自身的存在发问,天空与大地是浑然一体的大宇宙,他所向往的是“诗歌、王位、太阳”,他写村庄、家园、月光、灯,追求的是一种高贵的、神性的灵魂体悟。在江非那里,天空常作背景,大地实为耕地,而麦子就是一种普通的农作物,它们是组成江非诗歌的零部件,在不同的文本中出现时作用也不尽相同。江非写平墩湖、黄昏、落日、光芒、骨头,则是为了表现具象的、世俗的乡村生活。因此可以说,海子留给我们的是形而上的麦子,江非指给我们的则是形而下的麦子,海子向往的是“流浪”、“天堂”、“神的故乡”,江非期许的则是“居住”、是“一生活在平墩湖/一生等待苍天的宽容”。如果说海子丧失了土地家园,是一个过客,是出世的,那么江非就是那“一亩一分地”的法定占有者,是入世的。对江非来说,乡村/平墩湖既是诗的起点,也是诗的终点。即便是写“大唐”,他也要借助“大唐的月光”,返回“平墩湖的麦地”(《大唐》)。同是写梭罗,海子反复强调的是“梭罗这人有脑子”,写梭罗这个人,是为了营造一种“化境”;而江非则要从瓦尔登湖过渡到平墩湖,从梭罗过渡到自己的父亲,写梭罗是为了作对比,用美国对比中国,用“空灵”的瓦尔登湖对比“深埋泥土”的平墩湖,用父亲“在平墩湖熬了一辈子”对比梭罗在瓦尔登湖“生活过短暂的两年”(《梭罗》),与大而化之的海子不同,江非关注是庸常的细节,是乡村世界具体而微的喜乐苦悲,江非最显著的个体特征就在于他的俗世关怀,他对诗歌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描述并转述了一个生动、真实的“乡村原型”。
其实,与另一位早逝的作家苇岸相比,江非的俗世征象可能更突出。苇岸以清教徒式的生命实践,植根民间,亲近自然,甘愿“与万物荣辱与共”,把日月星辰、空气、田野、草木、庄稼、虫子、鸟儿,以及农事、物候、节气、劳作、繁衍等等一一纳入他的大地诗篇,并且用不多的文字(特别是《大地上的事情》),建立了他的土地伦理和土地美学。有人把苇岸称作“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圣徒”、“上帝之子”,他的作品确是蕴藏了宽广博大的圣者之思、圣子之爱,他所求的、所写的,正是人类所缺失的、疏远的,他与大地的对话实际是一种孤峭的精神之旅。在《圣经》开篇,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世间万物,让它们“滋生繁多”,“各从其类”,最后才创造了人。无疑,素食主义者苇岸恪遵的正是上帝的晓谕,他带着“创世”的使命,希望重新确立大地的秩序,不但要让大地上的一切“各从其类”,还要唤醒人类谦卑的本性,把“平等”、“博爱”付与万物生灵。如前所述,江非的诗歌亦不乏天、地、光等元意象,但是他的用意显然不在于将它们作为诗的母题,而是作为乡村生活的点缀或陪衬,他真正关心的还是“人民的快乐”,是“小人物的苦日子”、“穷人的苦日子”。所以,苇岸无愧于“大地上的诗人”,江非亦无愧乎“平墩湖的好孩子”、“农民的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