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把诗歌当作一项“永恒的事业”，想用诗歌建立一个盛大的“帝国”。江非把诗歌当作一种“手艺”、一种“文字记录方法”，要“以诗歌记录的方式为那儿（平墩湖）的土地和人民做一些更好的文字服务”。如果说海子生前对“大诗”的雄心是一种史诗情结，那么江非的这种诗观（如果算得上的话）大可称之为“史官情结”。江非一再表示：当下，“身居广大乡村的村民朋友们”，“觉悟也在提高，意识也在变迁”，“也开始认识到自己也是历史创造的一个重要主体”，从而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孩子”、“眼疾手快的好兄弟”，来记录他们的“历史活动和内心活动”，因此，诗人江非勇敢地承担了这一“历史的要求”（《致辞》）。他认为：“诗歌所当然具有的三个属性从重到轻应该是：①史学性；②社会学性；③艺术性。”（《提纲》）可见，江非写诗如写史，难道他真的把诗歌的功用直接与“记账”等同起来了？

中国向来有“立言”的传统，在史官文化的浸染下，人们不但渴望青史留名，还渴望铺陈历史，进而成就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鲁迅说过煌煌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但是自从一代伟人宣布“历史是人民写下的”之后，写历史就转而成了写“人民”，于是，人民作家、人民诗人也应运而生。在这里，我无意怀疑江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不排除他的言论中含有谦逊的成分，我只是注意到了他的话语倾向，很显然，江非不希望自己的诗局限在“平墩湖白话纪”的层面上，他试图扩展那些声音的涵盖范围，所以他要采用一种“民族唱法”，体现出平墩湖与整个国家的合拍，与全体国民的共鸣。正像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那来势凶猛的火车，是“人民的火车”（《火车就要来了》）；行动迟缓的公交车，也得慢得“像这个时代”（《这些慢吞吞的公交车》）；石头磨成了石碑，仍要“背负着历史的尘埃”；哪怕一粒沙子，“也是祖国的一部分”（《公路曲》）……江非似乎总在自觉不自觉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不断开拓平墩湖的时空背景：

走在世界的田埂上

沿着祖国的黄昏走了三千里。

…………

我背着这袋麦子

一只脚走在穷人的灯影里。

…………

沿着乡村的黄昏走了三千里。

——《箜篌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