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要讨论的是，在这个非诗的时代，为什么江非的诗歌能从边缘走向主流，不但被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所喜爱，而且登上了大雅之堂，被正统诗歌界所认同？简要分析，或许取决于这样几个因素。

首先在于，江非的诗歌应和了现代社会回归自然、重视“人本”的精神需要。很明显，从江非那里，人们可以感受到纯正的乡野气息，体会到久违的“民间”滋味，获得心灵的熨帖。正像在通风不畅、空气凝滞的室内放了一盒清香剂一样，江非的诗歌能够疏通你的鼻孔，让你足不出户就可以嗅到一些精致的芳香。

因此也就有其次：是因为江非的诗歌写得明白晓畅，他不说拧话，不绕弯子，要么具有某种直指人心的禅意，要么就是有甚说甚，不会让你挠头。比如，他的许多短诗都是采取“小叙事”的方式，给你讲故事、说“过程”，就要把一件事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而不是故意欲言又止，更不故意让你反胃。所以江非的诗基本是直来直去的，没有什么玄奥艰深的卡子或绊子。正因如此，他的诗才会博得了好人缘，取得了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良好功效。

当然，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江非注重诗歌本身的节奏、韵律、乐感，读来轻松上口。江非多次表示，诗歌要回归诗经时代，诗歌就是“风、雅、颂”，可见他对“古典”、“传统”的看重。而所谓的古典、传统，说白了，也就是我们的审美观念和欣赏习惯，江非正是领会了这一点，才把诗歌写成了小歌、小令、小曲、小调（许多诗就是直接以“××歌、××曲”命名的，而《沧海雀》、《短歌行》、《箜篌引》等诗题更是直接“复古”），使其既有古风雅韵，又有民歌民谣之率性真纯，堪称“现代乐府”。这就使江非的诗歌不但在内容上抚慰读者，在思想上通融读者，也在形式上抓住了读者。

总之，江非自有他的聪明之处，他懂得把俗事写得雅致，也懂得把严肃弄得通俗，他懂得把民谣翻唱出各种花样，也懂得把诗歌收拾得清新可人。有了内容、思想、形式的“三贴近”，江非才一路高歌，走出了平墩湖，踏上了“首都北京四通八达、宽阔平坦人民的马路”（《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