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发现大学的老师不仅懂得科学，而且还确实能够对科学做出解释。非常幸运的是，我进入了对于学习的时代来说非常好的学校——芝加哥大学。我成了以恩里科·费米（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1938年因在放射性实验中取得重大成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译注）为宗师的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我从萨布拉曼·扬·钱德拉塞卡（萨布拉曼·扬·钱德拉塞卡（Subramanyan Chandrasekhar，1910～1995）：美国天体物理学家。著有《恒星结构研究导论》（1939）、《恒星动力学原理》（1942）和《辐射传能》（1950）等著作。——译注）的理论中领略到了数学的真正优雅迷人之处；我有幸可以与哈罗德·尤里（哈罗德·克莱顿·尤里（Harold Clayton Urey，1893～1981）：美国科学家。因发现氘获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是研制原子弹的关键人物。著有《行星的起源和发展》（1952）。——译注）讨论化学；在夏季，我又成了印第安纳大学H﹒J﹒马勒（赫尔曼·约瑟夫·马勒（Hermann Joseph Muller，1890～1967）：美国生物遗传学家。获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译注）的生物学徒弟；我跟G﹒P﹒柯伊伯（杰勒德·彼得·柯伊伯（Gerard Peter Kuiper，1905～1973）：美国天文学家。太阳系理论最有影响的权威之一。——译注）学习行星天文学，他是当时唯一的全食研究者。

在跟柯伊伯学习时，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作信封背面的计算：一个可能解决某个问题的想法突然涌现在脑海里，你立即找出一个旧信封，用你的基础物理学知识，在信封上写下几个粗略的公式，填上可能的数值，检验一下你的答案是否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不成功，你再寻求另外的解决方法。这样寻找错误，就像刀切奶油一样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