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并不是那么公正且富有理性的，而是要受到强烈的主观愿望和个人感情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可以被称作“某人所期望的科学”。一个人更愿意相信他所倾向的东西，而不是真理。因此，他因为缺乏研究的耐心而排斥困难的东西；因为目光短浅而排斥神圣的东西；因为迷信而排斥大自然中深奥的东西；因为傲慢和自大而排斥经验的启示；因为顺从无知的平民的意愿而排斥未被普遍认可的东西。简而言之，个人感情会通过种种途径，而且有时是令人难以觉察地，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理解。

——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1620）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曾任总检察长、掌玺大臣和大法官。主要以哲学、文学著作和提倡新的科学方法著称于世。——译注）

我的父母去世多年了。我和他们非常亲，至今仍无比怀念他们。我知道我将永远想念他们。我热切地相信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个性，所有这些我所如此热爱的东西，仍然——毫无疑问地、真实地——存在于某个地方。我并不要求有多么长的时间——每年有个十分钟八分钟的就够了——去同他们讲讲他们的孙子孙女们，去给他们讲讲最近的新闻，去让他们知道我爱他们。我想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论这听起来有多么幼稚——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一切都好吗？”我想问他们。我发现，在我父亲即将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多保重”。

有时候我会梦见和我的父母在谈话。突然之间——当我仍沉浸在睡梦之中时——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并没有真的死去，那全都不过是一种可怕的误会。你看，他们不就在这儿吗，活得好好的？我父亲正在讲着有趣的笑话，我母亲则满怀慈爱地让我围上围巾，因为天气很冷。我醒来后，把为他们治丧的整个过程又很快地回忆了一遍。坦率地讲，我开始有一点相信人死后仍然具有生命，而对于到底有没有严肃的证据毫无兴趣。

因此，我绝不会去取笑一位可能是在她丈夫的逝世之日来扫墓，并且时不时和她的丈夫聊上几句的妇女。这并不难以理解。假如我对同她谈话的那个实体的身份不能理解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关系。那并不是这件事的关键。这事的关键在于，人要有人情味。至少有1／3的美国成年人相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死去的人有接触；从1977年到1988年，这个数字上升了15个百分点；有1／4的美国人相信来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会相信“通灵者”们所自吹的本领。他们声称能够接通相处异地的亲人们的灵魂。我知道，这类活动中充满了欺诈。我明白我多么想相信我的父母只不过是抛弃了他们的肉体躯壳，正如昆虫或是蛇类蜕去它们的皮，然后到另一个世界去。我知道正是那些个人的感情，可能会使我轻易地成为一个并不聪明的骗术的牺牲者，成为不熟悉他们自己的无意识思想的普通人的牺牲者，或是成为那些深受精神分裂、神经错乱之苦的人的牺牲者。对这些问题我考虑了很久，它们引起了我从怀疑主义角度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