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心灵——还能前进多远？

在哪里它的胆大妄为会达到极限？

如果人类的邪恶与人类的生命

以一定的比例增长，

如果子孙总是在邪恶方面

超过他们的父辈，

那么

众神只有再增加一个世界

才能容纳所有的罪人。

——欧里庇得斯《希波里特斯》（公元前428年）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前480～前406）：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写有近90个剧本。现尚存有19个。——译注）

在战后杜鲁门总统的一次会议上，J.罗伯特·奥本海默（J.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美国物理学家。1943年被任命担任制造第一批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在他召集的科学家们的努力下，1945年制造出第一批原子弹。——译注）——曼哈顿核武器计划的科学总监——悲哀地评论说，科学家们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罪恶。之后，杜鲁门指示他的助手说，他再也不想见到奥本海默了。有时，科学家们由于做了坏事受到严厉批评，有时则是因为对科学可能被用于罪恶目的而受到警告。

更普遍的情况是，科学受到责备是因为科学和科学的产品被认为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在伦理上是模棱两可的，既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这是一个古老的指控。它也许可以追溯到制作薄片状的石制工具和火的使用的年代。由于人类的第一个成员诞生之前，技术就与我们的祖先一直相伴，我们是一个技术型的物种，因此，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关于科学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类本性的问题。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科学对其成果的误用可以不负责任。恰恰相反，科学负有重大的责任，它的产品威力越大，它的责任越大。

就像攻击性武器和其市场派生物，对那些可以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全球环境的技术的使用应该慎之又慎。是的，迄今为止，我们的前辈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像我们一直在做的一样，我们在开发新的技术。但是，当我们一直具有的缺点与其破坏能力相结合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空前的整个星球范围内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观。

有时，科学家们试图通过两方面来达到这一点：一方面称赞那些丰富了我们生活的科学应用；另一方面，有意无意地远离那些同样源于科学研究的死亡工具。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帕斯莫尔在他的《科学及其批判》一书中写道：

西班牙的宗教法庭试图逃避烧死异端的直接责任，于是将他们交给了世俗政权。如果亲自烧死他们，它虔诚地解释说，将完全违背它的基督教教义。我们中很少有人会允许宗教法庭如此容易地洗掉手上的血迹，它很清楚会发生什么。同样，科学发现的技术应用如果显而易见——比如，一个科学家从事神经毒气研究——他就不能宣称这样一种应用“与他无关”，其根据仅仅是军方而不是科学家使用这种气体去伤人或杀人。当科学家为了获得研究资金而主动向政府提供帮助的时候，这种责任就更为明显。如果一位科学家或哲学家接受来自海军研究部这样的部门的经费，那么，如果他知道他的研究对他们没用，那么他就是在欺骗；如果他知道其研究有用，他就应该对其负责。只要与他的工作的发明相关，他就会受到，而且应当受到赞扬或责难。